编者按
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病理过程，从正常糖耐量逐步进展为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前期，最终发展为2型糖尿病（T2DM）。在这一完整病程中，糖尿病前期被公认为阻断疾病恶化、实现病情逆转的关键黄金窗口期。在第二十二届北大糖尿病论坛（PUDF2026）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肖建中教授以《药物干预糖尿病前期可以修正糖尿病的自然病程吗？》为题展开专题分享，结合当下流行病学现状与多项前沿临床研究，深度剖析了不同干预手段的价值，探讨各类药物在阻断甚至逆转糖尿病自然进程中的临床应用前景[1]。
一、糖尿病前期：干预的黄金窗口
我国糖尿病前期的流行形势十分严峻：患病率高达35.2%，对应人数约3.5亿，是全球最大的糖尿病“后备军”。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大众生活方式持续改变，这一群体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值得重视的是，糖尿病前期并非单纯的血糖异常，该人群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较健康人群增加11%~18%，40岁人群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会缩短0.7年，严重影响生命质量[2]。
不过危机之下仍存在转机，多项研究证实，糖尿病前期属于可逆阶段。一项纳入7.6万人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前期人群10年内仅12.5%会进展为确诊糖尿病，另有36.1%可恢复至正常血糖水平[3]。这组数据充分印证，抓住糖尿病前期这一黄金窗口期开展干预，能够有效阻断疾病进展。
二、生活方式干预的“理想”与“现实”
目前临床主流干预方式分为生活方式干预与药物干预两大类，两类手段均被证实可降低糖尿病发病风险，而二者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与落地情况却存在明显差异。
作为糖尿病一级预防的经典方案，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循证价值早已得到公认。DPP研究表明，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可使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58%[4]。然而，单纯生活方式干预在临床中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依从性不足：长期坚持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对个人自律性要求极高，当代人群生活节奏快，又缺乏系统化的外部监督与支持，普遍存在依从性不足的问题；
效果反弹：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弱。很多人最终会面临“复胖”，导致血糖重新升高。
存在个体差异：个体差异也进一步限制了干预效果，如部分遗传风险高或存在严重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对生活方式干预反应有限；严格生活方式干预也会给部分患者带去沉重的心理压力。
三、循证之路：药物预防糖尿病的临床证据
基于以上现状，临床逐渐形成共识：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但仅靠它难以满足全部人群的防控需求，药物干预可作为重要补充，二者结合才能搭建起完整的糖尿病前期预防体系。目前，药物的干预主要通过三大机制：一是减轻内脏脂肪、改善全身胰岛素抵抗；二是降低胰岛β细胞的分泌负荷，延缓胰岛功能衰退；三是减轻高糖毒性、抑制炎症与氧化应激反应，实现胰岛β细胞的保护与修复，多重作用共同发力，为逆转糖尿病病程创造条件。
随着临床研究不断推进，不同类型药物的预防价值相继得到验证，相关证据也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
传统基石：二甲双胍与阿卡波糖
二甲双胍与阿卡波糖是糖尿病前期干预的经典基石药物。DPP及DPPOS研究长达22年的随访数据证实，二甲双胍可使糖尿病发病风险下降31%（干预2.8年）至17%（干预后21年），尤其适用于60岁以下、BMI≥35 kg/m2的肥胖人群，以及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高危人群[5]。STOP-NIDDM研究则证明，阿卡波糖可整体降低25%的糖尿病发病风险，由于适配国人高碳水的饮食结构，该药物在东方人群中效果更为突出，可将患病风险降低69%[6]。
传统增敏剂：噻唑烷二酮类（TZDs）
噻唑烷二酮类（TZDs）药物以强效改善胰岛素抵抗为特点。ACTNOW研究显示，吡格列酮能使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72%，糖耐量恢复正常的比例可达48%，临床应用时需重点关注体重增加、水肿等不良反应[7]。
联合干预：PRELLIM研究
联合用药方案也展现出协同增效的优势。PRELLIM研究结果提示，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采用利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的方案，相比单用二甲双胍可进一步将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70%，患者血糖恢复正常的概率提升3.26倍，且胰岛β细胞功能改善效果可维持24个月[8]。
潜力新秀：SGLT2i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则开辟了“降糖+心肾保护”的全新方向。结合DAPA-CKD与DAPA-HF研究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发现，达格列净可使新发糖尿病风险降低33%；多项荟萃分析也证实，整个SGLT2i类药物可平均降低21%的新发糖尿病风险，是合并心、肾基础疾病高危人群的优选方案[9]。
领跑者：GLP-1RA与双受体激动剂
在现有药物中，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与双受体激动剂表现最为亮眼，成为糖尿病前期干预领域的 “领跑者”。在STEP试验中，司美格鲁肽逆转糖尿病前期为正常血糖的比例高达84.9%~89.8%[10]；SELECT试验证实，司美格鲁肽可降低73%的新发糖尿病风险，且减重效果独立于生活方式[11]。SURMOUNT-1试验显示，替尔泊肽可降低糖尿病发病风险近90%（HR=0.06），保护效果持续3年，兼具强效减重与心血管保护优势[12]。
四、临床实践启示：如何选择合适的干预策略？
纵观药物研发与临床研究的全过程，糖尿病前期干预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最初二甲双胍、阿卡波糖为主的“延缓疾病进展”，逐步迈向以GLP-1RA、双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 “主动逆转病程”。面对丰富的循证证据，临床不能照搬统一方案，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精准选择干预策略。结合临床实践，肖教授总结出三大核心用药原则:
原则一：风险分层，精准识别
开展风险分层管理。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全面评估，优先锁定合并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疾病进展风险极高的群体，集中医疗资源开展重点干预。
原则二：精准用药，个体化方案
年轻肥胖人群优先选用GLP-1RA，兼顾减重与心血管保护；以高碳水饮食为主的人群，优选阿卡波糖控制餐后血糖；合并心肾损伤的高危患者，则推荐 SGLT2i。
原则三：生活方式为主，药物为辅
结语
根据肖教授的讲述，糖尿病前期的药物干预能够有效阻断甚至逆转T2DM的自然病程，但临床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通用方案”。临床工作者需以风险分层为前提，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石，结合患者个体特征制定个性化药物方案，才能最大化发挥黄金窗口期的干预价值，从源头遏制糖尿病流行趋势。
专家简介
肖建中 教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理学博士，主任医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学术主任、内科部副部长、伦理委员会主席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智慧健康中心共同主任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及基础医学组副组长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会长
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中华糖尿病杂志编委，中国糖尿病杂志编委
1984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华科大同济医学院），后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留学日本和丹麦（博士）。中日友好医院工作30+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工作10年余，发表论文150+篇，曾获北京市科技一等奖及中华医学二等奖，曾获“水木杏林”名医“紫荆优秀医师”和“人民好医生”称号。
参考文献
1. 肖建中.药物干预糖尿病前期能否修正糖尿病自然病程，北大糖尿病论坛,北京,2026.
2. Ji 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3;25:3-4.
3. Lancet Glob Health. 2025;13(9):e1533-e1542.
4. Knowler WC, et al. N Engl J Med. 2002;346(6):393-403.
5.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Research Group.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5.
6. STOP-NIDDM Lancet. 2002;359(9323):2072-2077.
7. DeFronzo RA, et al. N Engl J Med. 2011;364(12):1104-1115.
8. Guardado-Mendoza R, et al. Metabolism. 2020;104:154054.
9. DAPA-CKD and DAPA-HF Investigators.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2;10(6):421-430.
10. Rubino D, et al. Diabetes Care. 2022;45(12):2931-2940.
11. Lincoff AM, et al. N Engl J Med. 2023;389(24):2221-2232.
12. Jastreboff AM,et al. N Engl J Med. 2025;392:958-971. 2 comments
糖尿病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病理过程，从正常糖耐量逐步进展为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前期，最终发展为2型糖尿病（T2DM）。在这一完整病程中，糖尿病前期被公认为阻断疾病恶化、实现病情逆转的关键黄金窗口期。在第二十二届北大糖尿病论坛（PUDF2026）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肖建中教授以《药物干预糖尿病前期可以修正糖尿病的自然病程吗？》为题展开专题分享，结合当下流行病学现状与多项前沿临床研究，深度剖析了不同干预手段的价值，探讨各类药物在阻断甚至逆转糖尿病自然进程中的临床应用前景[1]。
一、糖尿病前期：干预的黄金窗口
我国糖尿病前期的流行形势十分严峻：患病率高达35.2%，对应人数约3.5亿，是全球最大的糖尿病“后备军”。伴随人口老龄化加剧、大众生活方式持续改变，这一群体规模仍在不断扩大。值得重视的是，糖尿病前期并非单纯的血糖异常，该人群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较健康人群增加11%~18%，40岁人群的平均预期寿命也会缩短0.7年，严重影响生命质量[2]。
不过危机之下仍存在转机，多项研究证实，糖尿病前期属于可逆阶段。一项纳入7.6万人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前期人群10年内仅12.5%会进展为确诊糖尿病，另有36.1%可恢复至正常血糖水平[3]。这组数据充分印证，抓住糖尿病前期这一黄金窗口期开展干预，能够有效阻断疾病进展。
二、生活方式干预的“理想”与“现实”
目前临床主流干预方式分为生活方式干预与药物干预两大类，两类手段均被证实可降低糖尿病发病风险，而二者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与落地情况却存在明显差异。
作为糖尿病一级预防的经典方案，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循证价值早已得到公认。DPP研究表明，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可使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58%[4]。然而，单纯生活方式干预在临床中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
依从性不足：长期坚持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对个人自律性要求极高，当代人群生活节奏快，又缺乏系统化的外部监督与支持，普遍存在依从性不足的问题；
效果反弹：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也会逐渐减弱。很多人最终会面临“复胖”，导致血糖重新升高。
存在个体差异：个体差异也进一步限制了干预效果，如部分遗传风险高或存在严重胰岛素抵抗的人群对生活方式干预反应有限；严格生活方式干预也会给部分患者带去沉重的心理压力。
三、循证之路：药物预防糖尿病的临床证据
基于以上现状，临床逐渐形成共识：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础，但仅靠它难以满足全部人群的防控需求，药物干预可作为重要补充，二者结合才能搭建起完整的糖尿病前期预防体系。目前，药物的干预主要通过三大机制：一是减轻内脏脂肪、改善全身胰岛素抵抗；二是降低胰岛β细胞的分泌负荷，延缓胰岛功能衰退；三是减轻高糖毒性、抑制炎症与氧化应激反应，实现胰岛β细胞的保护与修复，多重作用共同发力，为逆转糖尿病病程创造条件。
随着临床研究不断推进，不同类型药物的预防价值相继得到验证，相关证据也形成了清晰的发展脉络。
传统基石：二甲双胍与阿卡波糖
二甲双胍与阿卡波糖是糖尿病前期干预的经典基石药物。DPP及DPPOS研究长达22年的随访数据证实，二甲双胍可使糖尿病发病风险下降31%（干预2.8年）至17%（干预后21年），尤其适用于60岁以下、BMI≥35 kg/m2的肥胖人群，以及有妊娠期糖尿病病史的高危人群[5]。STOP-NIDDM研究则证明，阿卡波糖可整体降低25%的糖尿病发病风险，由于适配国人高碳水的饮食结构，该药物在东方人群中效果更为突出，可将患病风险降低69%[6]。
传统增敏剂：噻唑烷二酮类（TZDs）
噻唑烷二酮类（TZDs）药物以强效改善胰岛素抵抗为特点。ACTNOW研究显示，吡格列酮能使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72%，糖耐量恢复正常的比例可达48%，临床应用时需重点关注体重增加、水肿等不良反应[7]。
联合干预：PRELLIM研究
联合用药方案也展现出协同增效的优势。PRELLIM研究结果提示，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采用利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的方案，相比单用二甲双胍可进一步将糖尿病发病风险降低70%，患者血糖恢复正常的概率提升3.26倍，且胰岛β细胞功能改善效果可维持24个月[8]。
潜力新秀：SGLT2i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则开辟了“降糖+心肾保护”的全新方向。结合DAPA-CKD与DAPA-HF研究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发现，达格列净可使新发糖尿病风险降低33%；多项荟萃分析也证实，整个SGLT2i类药物可平均降低21%的新发糖尿病风险，是合并心、肾基础疾病高危人群的优选方案[9]。
领跑者：GLP-1RA与双受体激动剂
在现有药物中，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与双受体激动剂表现最为亮眼，成为糖尿病前期干预领域的 “领跑者”。在STEP试验中，司美格鲁肽逆转糖尿病前期为正常血糖的比例高达84.9%~89.8%[10]；SELECT试验证实，司美格鲁肽可降低73%的新发糖尿病风险，且减重效果独立于生活方式[11]。SURMOUNT-1试验显示，替尔泊肽可降低糖尿病发病风险近90%（HR=0.06），保护效果持续3年，兼具强效减重与心血管保护优势[12]。
四、临床实践启示：如何选择合适的干预策略？
纵观药物研发与临床研究的全过程，糖尿病前期干预理念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最初二甲双胍、阿卡波糖为主的“延缓疾病进展”，逐步迈向以GLP-1RA、双受体激动剂为代表的 “主动逆转病程”。面对丰富的循证证据，临床不能照搬统一方案，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精准选择干预策略。结合临床实践，肖教授总结出三大核心用药原则:
原则一：风险分层，精准识别
开展风险分层管理。对糖尿病前期人群进行全面评估，优先锁定合并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疾病进展风险极高的群体，集中医疗资源开展重点干预。
原则二：精准用药，个体化方案
年轻肥胖人群优先选用GLP-1RA，兼顾减重与心血管保护；以高碳水饮食为主的人群，优选阿卡波糖控制餐后血糖；合并心肾损伤的高危患者，则推荐 SGLT2i。
原则三：生活方式为主，药物为辅
无论是否使用药物，健康饮食、规律运动永远是干预的根基，药物仅作为生活方式干预的补充手段，不可取而代之。
结语
根据肖教授的讲述，糖尿病前期的药物干预能够有效阻断甚至逆转T2DM的自然病程，但临床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患者的“通用方案”。临床工作者需以风险分层为前提，以生活方式干预为基石，结合患者个体特征制定个性化药物方案，才能最大化发挥黄金窗口期的干预价值，从源头遏制糖尿病流行趋势。
专家简介
肖建中 教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理学博士，主任医师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学术主任、内科部副部长、伦理委员会主席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智慧健康中心共同主任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及基础医学组副组长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医师协会内分泌学分会副会长
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中华糖尿病杂志编委，中国糖尿病杂志编委
1984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华科大同济医学院），后就读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硕士），留学日本和丹麦（博士）。中日友好医院工作30+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工作10年余，发表论文150+篇，曾获北京市科技一等奖及中华医学二等奖，曾获“水木杏林”名医“紫荆优秀医师”和“人民好医生”称号。
参考文献
1. 肖建中.药物干预糖尿病前期能否修正糖尿病自然病程，北大糖尿病论坛,北京,2026.
2. Ji L. Diabetes Obes Metab. 2023;25:3-4.
3. Lancet Glob Health. 2025;13(9):e1533-e1542.
4. Knowler WC, et al. N Engl J Med. 2002;346(6):393-403.
5. 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 Research Group.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5.
6. STOP-NIDDM Lancet. 2002;359(9323):2072-2077.
7. DeFronzo RA, et al. N Engl J Med. 2011;364(12):1104-1115.
8. Guardado-Mendoza R, et al. Metabolism. 2020;104:154054.
9. DAPA-CKD and DAPA-HF Investigators.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2;10(6):421-430.
10. Rubino D, et al. Diabetes Care. 2022;45(12):2931-2940.
11. Lincoff AM, et al. N Engl J Med. 2023;389(24):2221-2232.
12. Jastreboff AM,et al. N Engl J Med. 2025;392:958-971.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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