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骨质疏松症的全程管理离不开对骨代谢动态变化的精准评估，而骨转换标志物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3月21~22日，第十二届老年骨质疏松与糖尿病新进展交流大会在北京顺利召开，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程群教授以“骨转换指标与骨质疏松管理”为题做了精彩主题报告，系统梳理了骨转换标志物（BTM）在流行病学评估、诊断鉴别、治疗监测及不良事件预警中的核心作用，并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深入探讨了其在临床实践中的规范化应用。
一、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
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据估计，全球骨质疏松症患者已超过2亿[1]，且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2]。一项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Ⅲ数据的研究[2]，采用股骨颈或腰椎骨密度标准，对北美、欧洲、日本及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地区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图1），女性患病率基于股骨颈骨密度介于9%（英国）至15%（法国、德国）之间，纳入腰椎数据后扩大至16%（美国）至38%（日本）。男性患病率基于股骨颈骨密度为1%（英国）至4%（日本），纳入腰椎数据后为3%（加拿大）至8%（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总体而言，上述地区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者高达4900万。
图1. 不同国家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骨质疏松症的核心危害在于增加脆性骨折风险，并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以欧盟为例，2010年约2750万骨质疏松患者，其中新发骨折350万例，经济负担高达370亿欧元，新发骨折费用占66%，长期照护占29%，药物预防仅占5%[3]。骨折导致118万质量调整生命年损失，预计2025年相关费用再增25%。然而，绝大多数骨折患者或高骨折风险人群未接受规范治疗，且治疗率呈下降趋势。转向国内，我国形势同样严峻，目前骨质疏松症患者达1.26亿，骨量减少人群高达8.1亿，骨量减少前期状态者亦有2.1亿。但需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现有调查多集中于大城市，广大边远地区的筛查覆盖仍存空白。
二、骨转换标志物与诊断评估
骨转换标志物（bone turnover markers，BTM）是反映骨骼代谢动态状况的关键生化指标。具体而言，骨形成标志物如P1NP（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反映成骨细胞活性；骨吸收标志物如CTX（Ⅰ型胶原羧基端肽）反映破骨细胞介导的胶原降解（图2）[4]。胶原合成始于N端、降解始于C端，因此选择P1NP与CTX能够实现骨形成与骨吸收过程的“端对端”精准匹配，具有更好的机制互补性与特异性。基于此，2010年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5]推荐血清CTX与P1NP作为参考标志物；2012年美国骨健康联盟联合美国临床化学协会[6]进一步明确血清CTX为优选的骨吸收标志物，P1NP为优选的骨形成标志物。在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至少选择一个骨形成标志物和一个骨吸收标志物[7]。
图2. 骨转换标志物种类
BTM代表全身骨骼代谢的动态状况，可预测骨丢失，反映未来骨质疏松的风险。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OFELY）[8]纳入305例50~88岁的健康绝经后女性，检测基线血清骨钙素、P1NP、P1CP、BALP、CTX和尿液NTX、CTX等多项骨转换标志物，并评估其对4年内桡骨远端及中段骨密度变化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图3），与BTM水平较低的绝经后女性相比，BTM高于绝经前参考范围上限的患者，桡骨中段骨量流失多4~6倍，桡骨远端骨量流失多1.8~2倍。该研究证实，BTM水平升高可有效预测骨量加速流失，为临床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提供了重要依据。
BTM在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区分不同类型骨代谢疾病。在临床实践中，若BTM水平超过参考范围上限的1.5倍，提示骨转换率明显升高，这一特征常见于新发骨折、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多发性骨髓瘤或骨质疏松症等疾病。如下表[4]所示，表1汇总了常见代谢性骨病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的变化特征，可为临床鉴别诊断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表1. 常见代谢性骨病骨代谢生化标志物变化
三、骨转换标志物与治疗监测
如前所述，BTM的检测不仅有助于骨代谢疾病的鉴别诊断，还可用于监测药物疗效及治疗依从性等。值得注意的是，维生素D是抗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用药，AACE/ACE绝经后骨质疏松临床实践指南[7]建议：维生素D缺乏风险人群，尤其骨质疏松患者需监测25-羟基维生素D（25OHD）水平（B级；BEL 2）；骨质疏松患者应每日补充1000~2000 IU维生素D，将血清25OHD水平维持在30 ng/ml以上（A级；BEL1）。研究显示，血清维生素D水平每降低1 ng/ml，双膦酸盐的治疗反应下降5%（OR=0.95，95%CI：0.92~0.98；P=0.0006）[9]。
在明确维生素D状态后，可通过BTM降低超过最小有意义变化（LSC）或降至参考区间几何均值以下来评估治疗疗效或依从性。具体阈值如下[10]：
抗骨吸收药物治疗时，P1NP降低>10 μg/L（LSC），或降低至<35 μg/L（目标值）；CTX降低>100 ng/L（LSC），或降低至<280 ng/L（目标值）；
促骨形成药物治疗时，P1NP升高幅度>10 μg/L（LSC），或升高至>69 μg/L（目标值）。
在监测频率方面，临床实践中推荐每3~6个月监测一次BTM，包括P1NP、CTX、维生素D、血钙、血磷等。从变化趋势来看，抗骨吸收药物治疗后，P1NP与CTX均下降，其中CTX下降更为显著；促骨形成药物则使P1NP、CTX均上升，P1NP上升幅度更大，形成“骨形成升窗”（图4）[11-13]。
图4. 使用抗吸收治疗（紫色）和促骨形成治疗（粉色）后BTM的变化幅度均值
关于应答判断标准，判断治疗应答需关注最小有意义变化（LSC）。一项纳入172例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的开放性随机对照干预性研究（TRIO研究）[14-16]，评估了3种双膦酸盐（伊班膦酸钠、阿仑膦酸钠、利塞膦酸钠）的疗效，采用BTM的两种目标反应定义进行评估：一是降至参考区间几何均值以下，二是变化超过LSC。研究结果显示，CTX下降需超过56%、P1NP下降需超过38%方可认为充分应答（图5）。无论采用哪种目标反应定义，70%~100%女性的CTX和P1NP均能达到治疗达标标准。相反，若BTM无明显变化，则提示患者依从性差或用药方法不当。
在指导序贯治疗方案方面，一项纳入161例绝经后女性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地舒单抗停药2年的骨密度（BMD）丢失与血清Ⅰ型胶原C端肽（sCTX）升高显著相关（P<0.001），提示sCTX是预测停药后骨量丢失的有效指标；经ROC曲线分析，停药1年内将sCTX控制在正常值上限的49.1%（≈281.3 ng/L）以下，可有效预防2年后腰椎BMD丢失[17]，为临床序贯治疗及病情监测提供了量化管控目标，可据此指导抗骨吸收药物序贯，有效预防停药后骨量快速反弹与丢失，降低骨折风险。
此外，BTM还可协助评估药物不良事件。地舒单抗治疗后可能出现低钙血症，基线BTM水平较高的患者更易发生，需积极补充钙+维生素D。同时，关于非典型股骨骨折与下颌骨坏死风险，有研究提出血清CTX水平低于150 ng/L时拔牙或种植牙风险可能增加，尽管这一阈值尚未形成共识，但可为临床提供参考[18]。
关于治疗选择，治疗开始前的BTM水平是否有助于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目前尚存争议[19]。数据显示，基线高P1NP水平与阿仑膦酸钠治疗减少非椎体骨折相关，但该关联未在其他标志物或骨折类型中得到验证；基线BTM水平与特立帕肽疗效无关；低P1NP者对唑来膦酸反应欠佳。因此，药物选择应基于骨折风险分层而非BTM水平。这表明，BTM在指导初始药物选择方面的价值有限，其核心应用仍聚焦于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价与依从性监测。
四、骨转换标志物的生物学变异与临床应用局限性
1. 生物学变异与检测标准化
BTM的检测结果受多种生物学因素影响，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临床采样需遵循标准化流程：
采样时间与饮食：骨吸收标志物（如CTX）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夜间最高，下午最低）及进餐抑制效应（早餐后下降约50%）。建议受试者隔夜禁食后，于清晨07:30-10:00采集空腹血样。
人口学因素：需考虑年龄（儿童及青春期较高，随年龄增长波动）、性别（＜35岁年轻男性与绝经后女性差异）及绝经年限的影响，建议使用基于年龄和性别特异的参考区间。
生理状态：妊娠期、哺乳期及月经周期（黄体期）可导致指标波动；生活方式如吸烟（升高）、饮酒（降低）及剧烈运动（采样前1天应避免）亦需注意。
病理与药物干扰：
肝肾功能：慢性肾脏病（尤其是继发性甲旁亢或无动力性骨病）及肝脏疾病（纤维化阶段）会显著改变BTM水平；经肾脏排泄的标志物（如CTX、骨钙素）在肾功能不全时可能假性升高。
药物影响：糖皮质激素、抗惊厥药、肝素等可升高或降低BTM；钙剂与维生素D补充可能轻微降低骨转换；特定抗骨质疏松药物（如双膦酸盐、地舒单抗、特立帕肽）则会产生显著的特异性改变。
2. 临床应用的局限性与综合判读原则
尽管BTM是评估骨代谢动态变化的敏感指标，但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以下局限性，需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读：
不能替代骨密度诊断：BTM反映的是骨转换的速率，而非骨骼的矿化程度或骨微结构。它不能替代BMD作为骨质疏松诊断的金标准。
缺乏定位特异性：BTM骨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代谢产物或酶类，无法定位具体的局部骨病变（如单发的骨肿瘤或局部感染）。
特异性有限：BTM轻度升高缺乏疾病特异性，可见于生理波动或多种代谢性骨病（如继发性甲旁亢、多发性骨髓瘤、骨质疏松等），需结合临床背景鉴别。
综合判读原则：临床决策应遵循“BTM+BMD+临床风险因素”的综合判读模式。即结合生化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影像学的骨量评估以及患者的骨折风险因素，以实现骨质疏松症的精准管理与疗效监测。
五、结语
BTM不仅可用于骨折风险评估、鉴别诊断、疗效监测与依从性评估，还能在序贯治疗中监测病情，同时协助评价药物不良事件。检测技术的进步，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可靠工具。尽管如此，临床应用中仍需注意其生物学变异及检测标准化等局限性，应结合骨密度及临床风险因素进行综合判读。
专家简介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骨质疏松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专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常委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骨质疏松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骨代谢病学组副组长
复旦大学骨关节研究所副所长
参考文献
[1] Reginster JY, Burlet N. Osteoporosis: a still increasing prevalence. Bone 2006; 38 (2 Suppl 1): S4-9.
[2] Wade SW, Strader C, Fitzpatrick LA et al. Estimating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examples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ch Osteoporos 2014; 9: 182.
[3] Hernlund E, Svedbom A, Iverg?rd M et al. Osteoporos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edical management, epidemiology and economic burden. A report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IOF) and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s (EFPIA). Arch Osteoporos 2013; 8 (1): 136.
[4]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盐疾病杂志, 2015; 8(4): 283-293.
[5] Vasikaran S, Eastell R, Bruyère O et al. Markers of bone turnover for the prediction of fracture risk and monitoring of osteoporosis treatment: a need f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standards. Osteoporos Int 2011; 22 (2): 391-420.
[6] Bauer D, Krege J, Lane N et al. National Bone Health Alliance Bone Turnover Marker Project: current practices and the need for US harmon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common reference ranges. Osteoporos Int 2012; 23 (10): 2425-2433.
[7] Camacho PM, Petak SM, Binkley N et al.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AMERICAN COLLEGE OF ENDOCRINOLOG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2020 UPDATE. Endocr Pract 2020; 26 (Suppl 1): 1-46.
[8] Garnero P, Sornay-Rendu E, Duboeuf F et al. Markers of bone turnover predict postmenopausal forearm bone loss over 4 years: the OFELY study. J Bone Miner Res 1999; 14 (9): 1614-1621.
[9] Carmel AS, Shieh A, Bang H et al. The 25(OH)D level needed to maintain a favorable bisphosphonate response is ≥33 ng/ml. Osteoporos Int 2012; 23 (10): 2479-2487.
[10]Eastell R, Pigott T, Gossiel F, Naylor KE, Walsh JS, Peel NFA. DIAGNOSIS OF ENDOCRINE DISEASE: Bone turnover markers: are they clinically useful?. Eur J Endocrinol. 2018;178(1):R19-R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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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aggiosi MA, Peel N, McCloskey E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three oral bisphosphonate therapies on the peripheral skeleton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the TRIO study. Osteoporos Int 2014; 25 (12): 2729-2741.
[16] Naylor KE, Jacques RM, Paggiosi M et al. Response of bone turnover markers to three oral bisphosphonate therapies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the TRIO study. Osteoporos Int 2016; 27 (1): 21-31.
[17] Eastell R, Pigott T, Gossiel F et al. DIAGNOSIS OF ENDOCRINE DISEASE: Bone turnover markers: are they clinically useful Eur J Endocrinol 2018; 178 (1): R19-r31.
[16] Baim S, Miller PD. Assessing the clinical utility of serum CTX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nd its use in predicting risk of osteonecrosis of the jaw. J Bone Miner Res 2009; 24 (4): 561-574.
[19] Eastell R, Szulc P. Use of bone turnover markers in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7; 5 (11): 908-923. 2 comments
一、骨质疏松症流行病学
骨质疏松症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据估计，全球骨质疏松症患者已超过2亿[1]，且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显著增加[2]。一项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Ⅲ数据的研究[2]，采用股骨颈或腰椎骨密度标准，对北美、欧洲、日本及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地区的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图1），女性患病率基于股骨颈骨密度介于9%（英国）至15%（法国、德国）之间，纳入腰椎数据后扩大至16%（美国）至38%（日本）。男性患病率基于股骨颈骨密度为1%（英国）至4%（日本），纳入腰椎数据后为3%（加拿大）至8%（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总体而言，上述地区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者高达4900万。
图1. 不同国家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骨质疏松症的核心危害在于增加脆性骨折风险，并带来沉重的疾病负担。以欧盟为例，2010年约2750万骨质疏松患者，其中新发骨折350万例，经济负担高达370亿欧元，新发骨折费用占66%，长期照护占29%，药物预防仅占5%[3]。骨折导致118万质量调整生命年损失，预计2025年相关费用再增25%。然而，绝大多数骨折患者或高骨折风险人群未接受规范治疗，且治疗率呈下降趋势。转向国内，我国形势同样严峻，目前骨质疏松症患者达1.26亿，骨量减少人群高达8.1亿，骨量减少前期状态者亦有2.1亿。但需注意的是，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现有调查多集中于大城市，广大边远地区的筛查覆盖仍存空白。
二、骨转换标志物与诊断评估
骨转换标志物（bone turnover markers，BTM）是反映骨骼代谢动态状况的关键生化指标。具体而言，骨形成标志物如P1NP（Ⅰ型前胶原氨基端前肽）反映成骨细胞活性；骨吸收标志物如CTX（Ⅰ型胶原羧基端肽）反映破骨细胞介导的胶原降解（图2）[4]。胶原合成始于N端、降解始于C端，因此选择P1NP与CTX能够实现骨形成与骨吸收过程的“端对端”精准匹配，具有更好的机制互补性与特异性。基于此，2010年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5]推荐血清CTX与P1NP作为参考标志物；2012年美国骨健康联盟联合美国临床化学协会[6]进一步明确血清CTX为优选的骨吸收标志物，P1NP为优选的骨形成标志物。在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至少选择一个骨形成标志物和一个骨吸收标志物[7]。
图2. 骨转换标志物种类
BTM代表全身骨骼代谢的动态状况，可预测骨丢失，反映未来骨质疏松的风险。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OFELY）[8]纳入305例50~88岁的健康绝经后女性，检测基线血清骨钙素、P1NP、P1CP、BALP、CTX和尿液NTX、CTX等多项骨转换标志物，并评估其对4年内桡骨远端及中段骨密度变化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图3），与BTM水平较低的绝经后女性相比，BTM高于绝经前参考范围上限的患者，桡骨中段骨量流失多4~6倍，桡骨远端骨量流失多1.8~2倍。该研究证实，BTM水平升高可有效预测骨量加速流失，为临床早期识别高风险人群提供了重要依据。
BTM在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有助于区分不同类型骨代谢疾病。在临床实践中，若BTM水平超过参考范围上限的1.5倍，提示骨转换率明显升高，这一特征常见于新发骨折、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多发性骨髓瘤或骨质疏松症等疾病。如下表[4]所示，表1汇总了常见代谢性骨病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的变化特征，可为临床鉴别诊断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表1. 常见代谢性骨病骨代谢生化标志物变化
三、骨转换标志物与治疗监测
如前所述，BTM的检测不仅有助于骨代谢疾病的鉴别诊断，还可用于监测药物疗效及治疗依从性等。值得注意的是，维生素D是抗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用药，AACE/ACE绝经后骨质疏松临床实践指南[7]建议：维生素D缺乏风险人群，尤其骨质疏松患者需监测25-羟基维生素D（25OHD）水平（B级；BEL 2）；骨质疏松患者应每日补充1000~2000 IU维生素D，将血清25OHD水平维持在30 ng/ml以上（A级；BEL1）。研究显示，血清维生素D水平每降低1 ng/ml，双膦酸盐的治疗反应下降5%（OR=0.95，95%CI：0.92~0.98；P=0.0006）[9]。
在明确维生素D状态后，可通过BTM降低超过最小有意义变化（LSC）或降至参考区间几何均值以下来评估治疗疗效或依从性。具体阈值如下[10]：
抗骨吸收药物治疗时，P1NP降低>10 μg/L（LSC），或降低至<35 μg/L（目标值）；CTX降低>100 ng/L（LSC），或降低至<280 ng/L（目标值）；
促骨形成药物治疗时，P1NP升高幅度>10 μg/L（LSC），或升高至>69 μg/L（目标值）。
在监测频率方面，临床实践中推荐每3~6个月监测一次BTM，包括P1NP、CTX、维生素D、血钙、血磷等。从变化趋势来看，抗骨吸收药物治疗后，P1NP与CTX均下降，其中CTX下降更为显著；促骨形成药物则使P1NP、CTX均上升，P1NP上升幅度更大，形成“骨形成升窗”（图4）[11-13]。
图4. 使用抗吸收治疗（紫色）和促骨形成治疗（粉色）后BTM的变化幅度均值
关于应答判断标准，判断治疗应答需关注最小有意义变化（LSC）。一项纳入172例绝经后骨质疏松妇女的开放性随机对照干预性研究（TRIO研究）[14-16]，评估了3种双膦酸盐（伊班膦酸钠、阿仑膦酸钠、利塞膦酸钠）的疗效，采用BTM的两种目标反应定义进行评估：一是降至参考区间几何均值以下，二是变化超过LSC。研究结果显示，CTX下降需超过56%、P1NP下降需超过38%方可认为充分应答（图5）。无论采用哪种目标反应定义，70%~100%女性的CTX和P1NP均能达到治疗达标标准。相反，若BTM无明显变化，则提示患者依从性差或用药方法不当。
在指导序贯治疗方案方面，一项纳入161例绝经后女性的回顾性研究显示，地舒单抗停药2年的骨密度（BMD）丢失与血清Ⅰ型胶原C端肽（sCTX）升高显著相关（P<0.001），提示sCTX是预测停药后骨量丢失的有效指标；经ROC曲线分析，停药1年内将sCTX控制在正常值上限的49.1%（≈281.3 ng/L）以下，可有效预防2年后腰椎BMD丢失[17]，为临床序贯治疗及病情监测提供了量化管控目标，可据此指导抗骨吸收药物序贯，有效预防停药后骨量快速反弹与丢失，降低骨折风险。
此外，BTM还可协助评估药物不良事件。地舒单抗治疗后可能出现低钙血症，基线BTM水平较高的患者更易发生，需积极补充钙+维生素D。同时，关于非典型股骨骨折与下颌骨坏死风险，有研究提出血清CTX水平低于150 ng/L时拔牙或种植牙风险可能增加，尽管这一阈值尚未形成共识，但可为临床提供参考[18]。
关于治疗选择，治疗开始前的BTM水平是否有助于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目前尚存争议[19]。数据显示，基线高P1NP水平与阿仑膦酸钠治疗减少非椎体骨折相关，但该关联未在其他标志物或骨折类型中得到验证；基线BTM水平与特立帕肽疗效无关；低P1NP者对唑来膦酸反应欠佳。因此，药物选择应基于骨折风险分层而非BTM水平。这表明，BTM在指导初始药物选择方面的价值有限，其核心应用仍聚焦于治疗过程中的疗效评价与依从性监测。
四、骨转换标志物的生物学变异与临床应用局限性
1. 生物学变异与检测标准化
BTM的检测结果受多种生物学因素影响，为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临床采样需遵循标准化流程：
采样时间与饮食：骨吸收标志物（如CTX）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夜间最高，下午最低）及进餐抑制效应（早餐后下降约50%）。建议受试者隔夜禁食后，于清晨07:30-10:00采集空腹血样。
人口学因素：需考虑年龄（儿童及青春期较高，随年龄增长波动）、性别（＜35岁年轻男性与绝经后女性差异）及绝经年限的影响，建议使用基于年龄和性别特异的参考区间。
生理状态：妊娠期、哺乳期及月经周期（黄体期）可导致指标波动；生活方式如吸烟（升高）、饮酒（降低）及剧烈运动（采样前1天应避免）亦需注意。
病理与药物干扰：
肝肾功能：慢性肾脏病（尤其是继发性甲旁亢或无动力性骨病）及肝脏疾病（纤维化阶段）会显著改变BTM水平；经肾脏排泄的标志物（如CTX、骨钙素）在肾功能不全时可能假性升高。
药物影响：糖皮质激素、抗惊厥药、肝素等可升高或降低BTM；钙剂与维生素D补充可能轻微降低骨转换；特定抗骨质疏松药物（如双膦酸盐、地舒单抗、特立帕肽）则会产生显著的特异性改变。
2. 临床应用的局限性与综合判读原则
尽管BTM是评估骨代谢动态变化的敏感指标，但在临床应用中存在以下局限性，需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判读：
不能替代骨密度诊断：BTM反映的是骨转换的速率，而非骨骼的矿化程度或骨微结构。它不能替代BMD作为骨质疏松诊断的金标准。
缺乏定位特异性：BTM骨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中间代谢产物或酶类，无法定位具体的局部骨病变（如单发的骨肿瘤或局部感染）。
特异性有限：BTM轻度升高缺乏疾病特异性，可见于生理波动或多种代谢性骨病（如继发性甲旁亢、多发性骨髓瘤、骨质疏松等），需结合临床背景鉴别。
综合判读原则：临床决策应遵循“BTM+BMD+临床风险因素”的综合判读模式。即结合生化标志物的动态变化、影像学的骨量评估以及患者的骨折风险因素，以实现骨质疏松症的精准管理与疗效监测。
五、结语
BTM不仅可用于骨折风险评估、鉴别诊断、疗效监测与依从性评估，还能在序贯治疗中监测病情，同时协助评价药物不良事件。检测技术的进步，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可靠工具。尽管如此，临床应用中仍需注意其生物学变异及检测标准化等局限性，应结合骨密度及临床风险因素进行综合判读。
专家简介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骨质疏松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医学会骨质疏松专科分会前任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常委
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骨质疏松分会副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骨代谢病学组副组长
复旦大学骨关节研究所副所长
参考文献
[1] Reginster JY, Burlet N. Osteoporosis: a still increasing prevalence. Bone 2006; 38 (2 Suppl 1): S4-9.
[2] Wade SW, Strader C, Fitzpatrick LA et al. Estimating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examples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rch Osteoporos 2014; 9: 182.
[3] Hernlund E, Svedbom A, Iverg?rd M et al. Osteoporos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medical management, epidemiology and economic burden. A report prepar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IOF) and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s (EFPIA). Arch Osteoporos 2013; 8 (1): 136.
[4]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盐疾病杂志, 2015; 8(4): 283-293.
[5] Vasikaran S, Eastell R, Bruyère O et al. Markers of bone turnover for the prediction of fracture risk and monitoring of osteoporosis treatment: a need for international reference standards. Osteoporos Int 2011; 22 (2): 391-420.
[6] Bauer D, Krege J, Lane N et al. National Bone Health Alliance Bone Turnover Marker Project: current practices and the need for US harmoniz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common reference ranges. Osteoporos Int 2012; 23 (10): 2425-2433.
[7] Camacho PM, Petak SM, Binkley N et al.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ISTS/AMERICAN COLLEGE OF ENDOCRINOLOGY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2020 UPDATE. Endocr Pract 2020; 26 (Suppl 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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