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爸爸妈妈胖,孩子也容易胖?”——这句常被当作玩笑的话,背后其实藏着深刻的科学真相。孩子的健康轨迹,早在父母备孕的那一刻,就已经悄然启程。在第四届中国肥胖大会(COC 2025)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包巍教授以“肥胖代际效应的流行病学新证据”为题作重磅报告,通过一系列来自中国本土及国际的超大规模队列研究数据,系统揭示了父母体重与子代健康之间复杂且深远的关联——从出生结局到远期慢性病风险,无不受到父母孕前代谢状态的深刻影响。这些研究不仅为“生命早期1000天”健康干预策略提供了坚实的科学支撑,更向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慢性病防控必须关口前移,健康管理需贯穿全生命周期。
母亲肥胖:子代面临多重健康风险
已有大量研究显示,母亲肥胖与胎儿及子代健康存在显著相关性。一项Meta分析表明,肥胖母亲的后代在多个心脏代谢指标(如体重、体脂率、血压、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上均显著高于体重正常母亲的后代,且这种差异不受后代性别或年龄的影响[1,2]。此外,瑞典团队的一项大型研究还发现,孕前肥胖的母亲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患脂肪肝的风险,是正常体重母亲子女的近3.3倍[3]。
2019年,包巍教授团队在《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相较体重正常的孕妇,肥胖孕妇所生子女早产的风险显著升高[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例如在年轻母亲中,肥胖反而可能与较低的早产风险相关。这一复杂现象提示我们,肥胖对母婴健康的影响并非单一路径,而是受到年龄、种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调节[5]。
同时,孕妇肥胖还可能增加子代出生缺陷风险,并与自闭症、多动症等神经发育障碍风险上升有关[6,7]。2022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综述,汇总了肥胖孕妇妊娠结局相关研究后发现,孕妇肥胖与妊娠糖尿病、流产、早产等多种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升高显著相关[8]。2023年,陈子江院士团队在Nature Human Behavior发表的综述也进一步证实了孕妇肥胖对母婴健康的广泛影响[9]。
父亲肥胖:易被忽视的子代健康潜在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父亲肥胖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如精子DNA甲基化、非编码RNA的改变)或家庭共有的不良生活方式,对子代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马旭、杨英团队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包巍、刘步云团队发表于《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的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为这一父母肥胖的跨代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中国本土证据。研究纳入2010~2020年全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878万家庭,评估了父母亲孕前体重指数(BMI)与不良出生结局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并采用稳健Poisson回归模型计算父母亲孕前BMI与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比。结果显示,育龄夫妇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多种不良出生结局显著相关,包括出生缺陷、早产、自然流产、医学性人工流产以及新生儿死亡等[10]。

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与逻辑回归分析夫妇双方孕前BMI与不良出生结局风险之间的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发现父母双方体重的“联合效应”更为显著:当父亲和母亲均处于肥胖状态时,子代面临上述不良结局的风险会进一步升高。这一关键发现打破了“生育健康仅是女性责任”的传统认知,揭示了生育力保护与子代健康保障是夫妻双方共同的生物学与社会责任[10]。
全生命周期队列研究:解锁健康老龄化的关键钥匙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将慢性病防控与提升出生人口质量的关口前移至孕前阶段,并覆盖所有准父母,是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深入揭示肥胖的代际传递机制,并进一步阐明影响人类健康的生命早期危险因素,我国科研工作者正大力推动全生命周期人群队列的建设,力求实现从“生命起点”到“健康老龄化”的全程追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医院和研究机构团队正在建设的出生队列、儿童青少年队列以及聚焦中老年人群的“庐江居民精准健康队列”(简称“庐江队列”),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实践。这些前瞻性队列从重要的生命阶段入手,系统收集参与者的问卷信息、体格检查数据、生物样本并进行长期追踪随访,构建起覆盖“暴露-组学-表型”的完整研究链条,为探索肥胖的代际效应与慢病起源提供了高质量数据支持。
以庐江队列为例,该研究运用多模态医学影像技术,包括脑部磁共振(MRI)、低剂量CT、颈动脉超声、眼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肝脏弹性成像等,对心、脑、肺、肝、肾、血管等关键器官进行精细化评估;同时结合动态血糖监测、动态血压监测仪、光照暴露监测等可穿戴设备,实现对个体生理状态的连续、客观捕捉,致力于打造高标准的精准健康研究平台。
此外,该队列开放合作,汇聚院士、高校校长等各界专家力量,秉持共建共享理念,助力探究国人健康规律、慢性病发生机制及健康老龄化路径,兼具重要科研价值与实践意义。
结语
母亲的体重,深刻影响着胎儿的代谢编程、器官发育乃至一生的疾病风险轨迹;而父亲的体重,也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因素,而是通过表观遗传调控与家庭生活环境,悄然参与着下一代健康的“共同书写”。尤其当父母双双超重时,子代面临的健康风险更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协同放大——这提醒我们,生育健康,从来不是母亲一个人的“战场”,而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基于此,中国科大出生队列与庐江队列正全力绘制全生命周期“健康地图”,探寻肥胖代际循环的核心根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研究有望精准锁定生命早期干预窗口,为子代健康筑牢科学基石!
专家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执行院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
庐江队列和中国科大出生队列的发起人和项目负责人
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兼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常委、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生活方式医学分会副会长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NIH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等。以通讯作者发表90余篇论文于JAMA、BMJ、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等学术期刊,总被引22000余次,H-index为76(Google Scholar数据)。
参与编写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高血压等4类慢性病营养和运动指导原则(2024年版)》、《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青年人才项目、安徽省海外引才计划项目、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美国NIH支持的试点项目等。
发表SCI论文90余篇,其中多篇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于BMJ、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2019,2025)、Lancet Planetary Health、JAMA Pediatrics、JACC等期刊。被引4000余次,H-index为43(Google Scholar数据)。多项成果被国际指南引用。获得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奖自然科学三等奖(4/12)。
中国科大出生队列和护士健康队列的执行PI,庐江队列现场负责人。担任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安徽省医学会卫生学分会委员。曾任美国营养学会营养流行病学分会委员、美国儿科和围产期流行病学会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
参考文献
1.Menting et al. Obes Rev. 2019;20(5):675-685.
2.Catalano et al. BMJ. 2017;356j1
3.Hagstróm et al. J Hepatol. 2021:75(5):1042-1048.
4.Liu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9:7(9):707-714.
5.Persson et al. BMJ. 2017:357j2563.
6.Gardner et al. Int J Epidemiol. 2015;44(3):870-883.
7.Li et al. Int J Epidemiol. 2020:49(3)857-875.
8.Creanga et al. N Engl J Med. 2022,387(3):248-259.
9.Yang et al. Nat Hum Behav. 2024;8(12):2406-2422.
10.Liu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5. 2 comments
母亲肥胖:子代面临多重健康风险
已有大量研究显示,母亲肥胖与胎儿及子代健康存在显著相关性。一项Meta分析表明,肥胖母亲的后代在多个心脏代谢指标(如体重、体脂率、血压、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糖和胰岛素水平)上均显著高于体重正常母亲的后代,且这种差异不受后代性别或年龄的影响[1,2]。此外,瑞典团队的一项大型研究还发现,孕前肥胖的母亲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患脂肪肝的风险,是正常体重母亲子女的近3.3倍[3]。
2019年,包巍教授团队在《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相较体重正常的孕妇,肥胖孕妇所生子女早产的风险显著升高[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联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例如在年轻母亲中,肥胖反而可能与较低的早产风险相关。这一复杂现象提示我们,肥胖对母婴健康的影响并非单一路径,而是受到年龄、种族等多种因素的共同调节[5]。
同时,孕妇肥胖还可能增加子代出生缺陷风险,并与自闭症、多动症等神经发育障碍风险上升有关[6,7]。2022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的综述,汇总了肥胖孕妇妊娠结局相关研究后发现,孕妇肥胖与妊娠糖尿病、流产、早产等多种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升高显著相关[8]。2023年,陈子江院士团队在Nature Human Behavior发表的综述也进一步证实了孕妇肥胖对母婴健康的广泛影响[9]。
父亲肥胖:易被忽视的子代健康潜在影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父亲肥胖可能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如精子DNA甲基化、非编码RNA的改变)或家庭共有的不良生活方式,对子代健康产生深远影响。
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马旭、杨英团队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包巍、刘步云团队发表于《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The 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的一项大规模队列研究为这一父母肥胖的跨代影响提供了强有力的中国本土证据。研究纳入2010~2020年全国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878万家庭,评估了父母亲孕前体重指数(BMI)与不良出生结局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并采用稳健Poisson回归模型计算父母亲孕前BMI与不良出生结局的风险比。结果显示,育龄夫妇孕前超重/肥胖,与子代多种不良出生结局显著相关,包括出生缺陷、早产、自然流产、医学性人工流产以及新生儿死亡等[10]。

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与逻辑回归分析夫妇双方孕前BMI与不良出生结局风险之间的关系
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发现父母双方体重的“联合效应”更为显著:当父亲和母亲均处于肥胖状态时,子代面临上述不良结局的风险会进一步升高。这一关键发现打破了“生育健康仅是女性责任”的传统认知,揭示了生育力保护与子代健康保障是夫妻双方共同的生物学与社会责任[10]。
全生命周期队列研究:解锁健康老龄化的关键钥匙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将慢性病防控与提升出生人口质量的关口前移至孕前阶段,并覆盖所有准父母,是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深入揭示肥胖的代际传递机制,并进一步阐明影响人类健康的生命早期危险因素,我国科研工作者正大力推动全生命周期人群队列的建设,力求实现从“生命起点”到“健康老龄化”的全程追踪。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医院和研究机构团队正在建设的出生队列、儿童青少年队列以及聚焦中老年人群的“庐江居民精准健康队列”(简称“庐江队列”),正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实践。这些前瞻性队列从重要的生命阶段入手,系统收集参与者的问卷信息、体格检查数据、生物样本并进行长期追踪随访,构建起覆盖“暴露-组学-表型”的完整研究链条,为探索肥胖的代际效应与慢病起源提供了高质量数据支持。
以庐江队列为例,该研究运用多模态医学影像技术,包括脑部磁共振(MRI)、低剂量CT、颈动脉超声、眼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肝脏弹性成像等,对心、脑、肺、肝、肾、血管等关键器官进行精细化评估;同时结合动态血糖监测、动态血压监测仪、光照暴露监测等可穿戴设备,实现对个体生理状态的连续、客观捕捉,致力于打造高标准的精准健康研究平台。
此外,该队列开放合作,汇聚院士、高校校长等各界专家力量,秉持共建共享理念,助力探究国人健康规律、慢性病发生机制及健康老龄化路径,兼具重要科研价值与实践意义。
结语
母亲的体重,深刻影响着胎儿的代谢编程、器官发育乃至一生的疾病风险轨迹;而父亲的体重,也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因素,而是通过表观遗传调控与家庭生活环境,悄然参与着下一代健康的“共同书写”。尤其当父母双双超重时,子代面临的健康风险更不是简单相加,而是协同放大——这提醒我们,生育健康,从来不是母亲一个人的“战场”,而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基于此,中国科大出生队列与庐江队列正全力绘制全生命周期“健康地图”,探寻肥胖代际循环的核心根源。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研究有望精准锁定生命早期干预窗口,为子代健康筑牢科学基石!
专家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卫生研究院执行院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
庐江队列和中国科大出生队列的发起人和项目负责人
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计划、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兼任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会营养与慢病控制分会常委、中国健康管理协会生活方式医学分会副会长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美国NIH基金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等。以通讯作者发表90余篇论文于JAMA、BMJ、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等学术期刊,总被引22000余次,H-index为76(Google Scholar数据)。
参与编写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高血压等4类慢性病营养和运动指导原则(2024年版)》、《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青年人才项目、安徽省海外引才计划项目、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美国NIH支持的试点项目等。
发表SCI论文90余篇,其中多篇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于BMJ、Lancet Diabetes & Endocrinology(2019,2025)、Lancet Planetary Health、JAMA Pediatrics、JACC等期刊。被引4000余次,H-index为43(Google Scholar数据)。多项成果被国际指南引用。获得中国妇幼健康科技奖自然科学三等奖(4/12)。
中国科大出生队列和护士健康队列的执行PI,庐江队列现场负责人。担任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常委、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肥胖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预防医学会糖尿病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安徽省医学会卫生学分会委员。曾任美国营养学会营养流行病学分会委员、美国儿科和围产期流行病学会年会筹备委员会成员。
参考文献
1.Menting et al. Obes Rev. 2019;20(5):675-685.
2.Catalano et al. BMJ. 2017;356j1
3.Hagstróm et al. J Hepatol. 2021:75(5):1042-1048.
4.Liu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9:7(9):707-714.
5.Persson et al. BMJ. 2017:357j2563.
6.Gardner et al. Int J Epidemiol. 2015;44(3):870-883.
7.Li et al. Int J Epidemiol. 2020:49(3)857-875.
8.Creanga et al. N Engl J Med. 2022,387(3):248-259.
9.Yang et al. Nat Hum Behav. 2024;8(12):2406-2422.
10.Liu et al.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25.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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