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26年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年会（ADA2026）“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管理——临床视角”口头报告专题中，3项研究从不同维度向传统认知发起挑战——持续葡萄糖监测（CGM）衍生指标在预测微血管并发症方面优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之间存在令人意外的负向关联，以及遗传变异如何塑造DR表型的差异化轨迹。这些发现正在推动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管理从“单一指标”走向“多维精准”的新阶段。
超越HbA1c：CGM衍生指标或可作为血糖管理“新标尺”
在1型糖尿病（T1DM）管理中，HbA1c长期被视为评估血糖控制与并发症风险的“金标准”。然而，来自沙特阿拉伯5家诊所370例T1DM患者的多中心数据（研究编号：1004-OR）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发现：CGM衍生指标在预测微血管并发症方面，可能比HbA1c更具说服力。
这项研究将目光投向了两个关键的CGM指标——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TIR）和血糖风险指数（GRI）。结果令人瞩目：TIR>50%的患者，DR发生率（20% vs. 29.1%，P=0.04）、白蛋白尿发生率（10.9% vs. 23.4%，P<0.01）以及复合微血管并发症（CMC）发生率（29.1% vs. 42.9%，P<0.01）均显著低于TIR≤50%者。当阈值提升至TIR>70%时，虽然相较TIR≤70%者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所有并发症的发生率仍呈现一致的低值趋势。
GRI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随着GRI分级从0~40、41~60、61~80、>80逐步升高，DR发生率从18%攀升至29%，白蛋白尿从11%升至24%，CMC从28%升至44%——一条清晰的风险梯度跃然纸上。在多因素校正模型中，糖尿病病程≥10年、TIR≤60%和GRI>80被确认为DR的显著预测因素；而对于白蛋白尿，显著预测因素则包括糖尿病病程≥10年、收缩压>124 mmHg和甘油三酯>1.12 mmol/L。
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校正模型中，HbA1c均未显示出与微血管并发症的独立关联。这一发现并非否定HbA1c的临床价值，而是提示在CGM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TIR和GRI等动态指标或许能提供HbA1c无法捕捉的风险信息——血糖波动幅度、低血糖暴露以及全天血糖控制的稳定性，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微血管并发症风险的更完整图景。
DR与AMD：一对“此消彼长”的视网膜谜题？
如果说第1项研究挑战的是“用什么指标预测并发症”，那么第2项研究（研究编号：1006-OR）则挑战了一个更为根本的认知：DR与另一种常见视网膜退行性疾病AMD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研究团队对来自Joslin糖尿病中心比瑟姆眼科研究所（BEI）的1413例T1DM患者、3923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以及1019例病程超过50年的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Medalists研究）的视网膜图像进行了系统评估。
结果揭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关联模式。无论T1DM还是T2DM，无AMD眼的糖尿病黄斑水肿（DME）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有AMD眼（T1DM：16.7% vs. 7.6%，P<0.01；T2DM：23.8% vs. 13.9%，P<0.01）。换言之，AMD的存在似乎与DME的发生呈负相关。
在T1DM患者中，这一负相关更为显著——AMD的存在与较轻的DR严重程度显著相关。Medalists研究队列中，无至轻度DR者AMD患病率为41.1%，中至重度DR者为32.6%，而增殖性DR（PDR）者仅为18.2%（P<0.001）；BEI研究队列中也呈现出类似梯度（14.5%、8.2%、3.0%，P<0.001）。即使在校正AMD和DR相关因素后，这一关联仍然显著（P<0.001）。在T2DM中，AMD患病率整体较低，且随DR严重程度增加而降低（3.1%、2.1%、1.2%，P<0.05），但在多元模型中这一关联不再显著。
从生化层面来看，玻璃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与DR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与干性AMD呈负相关；而玻璃体视黄醇结合蛋白3（RBP3）浓度则与DR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与干性AMD呈正相关（均P<0.05）。
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DR和AMD这两种同样发生在视网膜、可能导致失明的疾病，是否在分子层面存在某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这提示，在制定糖尿病患者的眼底管理策略时，或许需要根据糖尿病类型采取差异化的监测和干预方案。
基因的“剧本”：谁走向PDR，谁走向DME，谁安然无恙？
同样是糖尿病，同样长达数十年的病程，为何有的患者进展为PDR，有的发展为DME，而另一些人却几乎不受影响？第3项研究（研究编号：1007-OR）将目光投向了遗传层面，试图解开这一表型异质性之谜。
研究团队采用极端表型基因组学方法，对3类患者进行了全外显子或全基因组测序：单纯PDR患者、单纯DME患者，以及病程超过20年却仅伴有轻微或无DR的“长期保护者”。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罕见变异过滤后，研究者进行了基因水平聚合分析、负荷检验和外显子组范围关联分析。
结果揭示了令人瞩目的差异。PDR患者携带的预测为高影响的罕见变异负荷更高，这些变异富集于免疫、炎症、代谢和血管生成通路。相比之下，与DME相关的变异以及那些似乎具有保护作用的变异，则更多地富集于血管屏障完整性、感觉信号传导以及抗炎或抗增殖过程相关的通路。
保护性变异在“无DR”队列中尤为富集，尤其集中在参与先天免疫和细胞应激反应的基因上——TLR5、RNASEL、STIM1、EDA2R、OSBPL1A等基因的名字或许对临床医生来说尚显陌生，但它们所编码的蛋白质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更有效的免疫监视和细胞应激应对能力。这与该队列中观察到的全身细胞因子水平降低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PDR和DME呈现出不同的罕见变异结构，研究者仍然发现了一个由炎症相关基因组成的“共享核心”——提示表型特异性变异最终可能汇聚于一个趋同的炎症状态，只是走向这一状态的路径各不相同。
这些发现为DR的精准风险分层打开了新的窗口。未来，通过检测特定的遗传变异，或许可以在疾病发生前就预判患者更可能走向哪种表型，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监测和干预策略。
结语
3项研究从3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共同描绘了一幅远超传统认知的DR风险图景。CGM衍生指标正在挑战HbA1c的地位；DR与AMD之间的负向关联提示视网膜疾病的发生发展远比“高血糖损伤微血管”这一简单模型复杂；而遗传修饰因子的发现则进一步揭示，即便是相同的代谢暴露，不同个体走向不同表型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推翻既有知识，而是在此基础上叠加了更多维度的考量——未来的DR管理，或许将不再是“控糖即可”，而是一场需要综合血糖动态、分子标志物和遗传风险的精准博弈。
来源：Oral Presentation: Management of Diabetic Retinopathy—Clinical Perspective. Session Number: AC-OR10-1. 2026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Scientific Sessions. JUNE 5, 2026. 2 comments
在2026年美国糖尿病协会科学年会（ADA2026）“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管理——临床视角”口头报告专题中，3项研究从不同维度向传统认知发起挑战——持续葡萄糖监测（CGM）衍生指标在预测微血管并发症方面优于糖化血红蛋白（HbA1c）、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之间存在令人意外的负向关联，以及遗传变异如何塑造DR表型的差异化轨迹。这些发现正在推动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管理从“单一指标”走向“多维精准”的新阶段。
超越HbA1c：CGM衍生指标或可作为血糖管理“新标尺”
在1型糖尿病（T1DM）管理中，HbA1c长期被视为评估血糖控制与并发症风险的“金标准”。然而，来自沙特阿拉伯5家诊所370例T1DM患者的多中心数据（研究编号：1004-OR）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发现：CGM衍生指标在预测微血管并发症方面，可能比HbA1c更具说服力。
这项研究将目光投向了两个关键的CGM指标——葡萄糖目标范围内时间（TIR）和血糖风险指数（GRI）。结果令人瞩目：TIR>50%的患者，DR发生率（20% vs. 29.1%，P=0.04）、白蛋白尿发生率（10.9% vs. 23.4%，P<0.01）以及复合微血管并发症（CMC）发生率（29.1% vs. 42.9%，P<0.01）均显著低于TIR≤50%者。当阈值提升至TIR>70%时，虽然相较TIR≤70%者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所有并发症的发生率仍呈现一致的低值趋势。
GRI的表现同样引人注目。随着GRI分级从0~40、41~60、61~80、>80逐步升高，DR发生率从18%攀升至29%，白蛋白尿从11%升至24%，CMC从28%升至44%——一条清晰的风险梯度跃然纸上。在多因素校正模型中，糖尿病病程≥10年、TIR≤60%和GRI>80被确认为DR的显著预测因素；而对于白蛋白尿，显著预测因素则包括糖尿病病程≥10年、收缩压>124 mmHg和甘油三酯>1.12 mmol/L。
值得关注的是，在所有校正模型中，HbA1c均未显示出与微血管并发症的独立关联。这一发现并非否定HbA1c的临床价值，而是提示在CGM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TIR和GRI等动态指标或许能提供HbA1c无法捕捉的风险信息——血糖波动幅度、低血糖暴露以及全天血糖控制的稳定性，这些维度共同构成了微血管并发症风险的更完整图景。
DR与AMD：一对“此消彼长”的视网膜谜题？
如果说第1项研究挑战的是“用什么指标预测并发症”，那么第2项研究（研究编号：1006-OR）则挑战了一个更为根本的认知：DR与另一种常见视网膜退行性疾病AMD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研究团队对来自Joslin糖尿病中心比瑟姆眼科研究所（BEI）的1413例T1DM患者、3923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以及1019例病程超过50年的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患者（Medalists研究）的视网膜图像进行了系统评估。
结果揭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关联模式。无论T1DM还是T2DM，无AMD眼的糖尿病黄斑水肿（DME）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有AMD眼（T1DM：16.7% vs. 7.6%，P<0.01；T2DM：23.8% vs. 13.9%，P<0.01）。换言之，AMD的存在似乎与DME的发生呈负相关。
在T1DM患者中，这一负相关更为显著——AMD的存在与较轻的DR严重程度显著相关。Medalists研究队列中，无至轻度DR者AMD患病率为41.1%，中至重度DR者为32.6%，而增殖性DR（PDR）者仅为18.2%（P<0.001）；BEI研究队列中也呈现出类似梯度（14.5%、8.2%、3.0%，P<0.001）。即使在校正AMD和DR相关因素后，这一关联仍然显著（P<0.001）。在T2DM中，AMD患病率整体较低，且随DR严重程度增加而降低（3.1%、2.1%、1.2%，P<0.05），但在多元模型中这一关联不再显著。
从生化层面来看，玻璃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浓度与DR严重程度呈正相关，与干性AMD呈负相关；而玻璃体视黄醇结合蛋白3（RBP3）浓度则与DR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与干性AMD呈正相关（均P<0.05）。
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DR和AMD这两种同样发生在视网膜、可能导致失明的疾病，是否在分子层面存在某种“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这提示，在制定糖尿病患者的眼底管理策略时，或许需要根据糖尿病类型采取差异化的监测和干预方案。
基因的“剧本”：谁走向PDR，谁走向DME，谁安然无恙？
同样是糖尿病，同样长达数十年的病程，为何有的患者进展为PDR，有的发展为DME，而另一些人却几乎不受影响？第3项研究（研究编号：1007-OR）将目光投向了遗传层面，试图解开这一表型异质性之谜。
研究团队采用极端表型基因组学方法，对3类患者进行了全外显子或全基因组测序：单纯PDR患者、单纯DME患者，以及病程超过20年却仅伴有轻微或无DR的“长期保护者”。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罕见变异过滤后，研究者进行了基因水平聚合分析、负荷检验和外显子组范围关联分析。
结果揭示了令人瞩目的差异。PDR患者携带的预测为高影响的罕见变异负荷更高，这些变异富集于免疫、炎症、代谢和血管生成通路。相比之下，与DME相关的变异以及那些似乎具有保护作用的变异，则更多地富集于血管屏障完整性、感觉信号传导以及抗炎或抗增殖过程相关的通路。
保护性变异在“无DR”队列中尤为富集，尤其集中在参与先天免疫和细胞应激反应的基因上——TLR5、RNASEL、STIM1、EDA2R、OSBPL1A等基因的名字或许对临床医生来说尚显陌生，但它们所编码的蛋白质共同指向了一个方向：更有效的免疫监视和细胞应激应对能力。这与该队列中观察到的全身细胞因子水平降低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PDR和DME呈现出不同的罕见变异结构，研究者仍然发现了一个由炎症相关基因组成的“共享核心”——提示表型特异性变异最终可能汇聚于一个趋同的炎症状态，只是走向这一状态的路径各不相同。
这些发现为DR的精准风险分层打开了新的窗口。未来，通过检测特定的遗传变异，或许可以在疾病发生前就预判患者更可能走向哪种表型，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监测和干预策略。
结语
3项研究从3个截然不同的视角，共同描绘了一幅远超传统认知的DR风险图景。CGM衍生指标正在挑战HbA1c的地位；DR与AMD之间的负向关联提示视网膜疾病的发生发展远比“高血糖损伤微血管”这一简单模型复杂；而遗传修饰因子的发现则进一步揭示，即便是相同的代谢暴露，不同个体走向不同表型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生物学基础。这些发现并不意味着推翻既有知识，而是在此基础上叠加了更多维度的考量——未来的DR管理，或许将不再是“控糖即可”，而是一场需要综合血糖动态、分子标志物和遗传风险的精准博弈。
来源：Oral Presentation: Management of Diabetic Retinopathy—Clinical Perspective. Session Number: AC-OR10-1. 2026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Scientific Sessions. JUNE 5, 2026.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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