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慢性病如2型糖尿病（T2DM）和心血管疾病（CVD）正悄然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据国家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已超11%，而心血管疾病更是位居死亡原因首位。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除了控制体重、规律运动，饮食干预，科学界正将目光投向一种潜在的干预策略——饮食调节，尤其是日常食物中那些鲜为人知却可能发挥关键作用的“生物活性成分”。

近期，一项来自一项来自伊朗德黑兰、历时近20年、覆盖上万人的大型队列研究——《乳源性生物活性肽与2型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关联：德黑兰血脂与血糖研究》（Association between dairy-derived bioactive peptides and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ehran Lipid and Glucose Study）探讨了牛奶及其制品中特定“生物活性肽”与慢性病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深入解读这项重磅研究。

什么是“乳源性生物活性肽”？

你可能对“肽”这个词感到陌生，但它其实离我们很近。简单来说，肽是由两个或多个氨基酸连接而成的小分子蛋白质片段。当我们食用牛奶、酸奶、奶酪等乳制品时，其中的蛋白质（如酪蛋白和乳清蛋白）会在消化过程中被分解成多种肽段——其中一部分具有特殊的生理调节功能，被称为“生物活性肽”。

这些肽远非普通的营养碎片。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它们可能在心脏代谢健康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某些乳源性生物活性肽可作为益生元，促进肠道中有益菌（如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增殖，同时抑制有害病原体，从而增强肠道屏障功能、减轻全身性炎症反应。这种抗炎作用与调控关键信号通路密切相关：乳源肽可通过抑制NF-κB和MAPK通路，减少促炎因子（如TNF-α、IL-6）的释放，进而缓解与动脉粥样硬化和胰岛素抵抗相关的慢性低度炎症。

在脂质代谢方面，这些肽还能通过下调HMG-CoA还原酶（胆固醇合成的关键酶）来降低胆固醇生成，并激活PPARα/AMPK 信号通路，促进脂肪酸氧化、改善血脂谱（如升高HDL、降低甘油三酯），从而潜在降低CVD风险。

而在2型糖尿病（T2DM）的背景下，乳源性生物活性肽也被发现能增强胰岛素敏感性——通过激活IRS-1/PI3K/Akt通路并促进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4向细胞膜转位，帮助细胞更有效地摄取葡萄糖。此外，它们还能刺激肠道分泌GLP-1等肠促胰岛素激素，进一步改善血糖调控。

TLGS：长期追踪，近万人数据

“德黑兰血脂与血糖研究”（TLGS）是中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长期队列研究之一，始于1999年，覆盖德黑兰超过1.5万名居民，平均随访时间长达16.3年，旨在评估德黑兰城市居民慢性病危险因素。本研究选取了TLGS第三阶段饮食信息完整的受试者及第四阶段新入组的受试者（作为本研究的基线数据），每位受试者均被追踪至TLGS的第五和第六阶段。

2型糖尿病（T2DM）分析样本：从7761名≥18岁参与者中排除已有T2DM、心血管病（CVD）、癌症、能量摄入异常（<800或>4200 kcal/天）、孕期/哺乳期及缺失数据者，最终纳入5469人（随访率92.96%）。

CVD分析样本：从5752名≥30岁参与者中排除已有CVD、癌症、能量摄入异常及孕期/哺乳期者，最终纳入4980人（随访率99.88%）。

评估方法：

膳食评估：采用经验证的168项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FFQ），由专业营养师面对面访谈完成。食物摄入量（家用单位）转换为克，并依据美国农业部（USDA）食物成分表计算营养素；伊朗传统食品则参考本国食物成分表。

乳源性生物活性肽（BPs）摄入估算：基于FFQ中的乳制品摄入量（g），乘以Barati等[23]通过计算机模拟蛋白水解（in-silico proteolysis）预测的各类乳蛋白（如酪蛋白、乳清蛋白）释放的生物活性肽含量。该方法可比较人群间相对暴露水平，适用于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

体力活动：使用经伊朗人群验证的改良活动问卷（MAQ），计算每周代谢当量小时数（MET-h/week）。

人口学与人体测量：通过标准化问卷收集年龄、性别、教育、吸烟、用药史等信息。体重、身高、腰围（WC）由专业人员测量。BMI=体重(kg)/身高2(m2)。内脏脂肪指数（VAI）按性别分别计算，并作为潜在混杂变量纳入分析。

生化指标：空腹12~14小时后采血，使用Selectra 2全自动分析仪检测空腹血糖（FBS）、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等。T2DM诊断依据ADA标准（FBS ≥126 mg/dl、OGTT 2h血糖≥200 mg/dl或使用降糖药）。CVD事件包括心肌梗死、卒中或心血管死亡，经临床、心电图、生物标志物或血管造影确认。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0.0进行分析，按能量校正后的生物活性肽摄入量分为三分位数（tertiles），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不同肽摄入水平与T2DM/CVD发病风险的关联，计算风险比（HR）及95%置信区间（CI），以最低摄入组为参照。多变量模型调整了年龄、性别、体力活动、吸烟、BMI、VAI、空腹血糖、总能量、饱和脂肪酸及钾摄入等潜在混杂因素（P<0.20的变量纳入）。

研究结果

按总乳源性生物活性肽摄入量三分位数分组分析显示，摄入量处于最高三分位的参与者普遍年龄较大，体重指数（BMI）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更高；同时，其蛋白质、总脂肪、钾、钙、总膳食纤维以及乳制品总摄入量均显著高于最低三分位组。

在比较2型糖尿病（T2DM）与非T2DM、心血管疾病（CVDs）与非CVD人群时，乳制品摄入量及各类乳源性生物活性肽（包括抗糖尿病、抗高血压、抗氧化等亚类）的摄入水平均无显著差异。然而，T2DM患者与非患者在BMI、腰围、甘油三酯、空腹血糖和HDL-C等代谢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CVD患者与非患者亦表现出类似的代谢特征差异。

在调整年龄、性别、BMI、体力活动、吸烟、内脏脂肪指数（VAI）、能量及其他营养素等潜在混杂因素后，κ-酪蛋白衍生肽的高摄入量与T2DM风险显著增加相关（HR=1.29，95% CI：1.01~1.64）。而总消化抗性生物活性肽（TDRBP）、αs1-酪蛋白、αs2-酪蛋白、β-酪蛋白、α-乳白蛋白及β-乳球蛋白衍生肽的摄入均未显示出与T2DM风险的显著关联。此外，未观察到任何乳源性生物活性肽与CVDs发病风险存在统计学显著关联。

结 语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虽然乳制品生物活性肽的总体摄入量对心血管疾病风险影响不大，但某些特定肽类（如七肽、含糖基化残基的肽、含二硫键的肽以及κ-酪蛋白衍生肽）可能增加T2DM风险。这些发现凸显了乳制品来源生物活性肽复杂多样的生物学效应。为深入理解这些关联，开展包括临床试验和机制研究在内的进一步探索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揭示潜在作用通路并指导膳食建议。此外，探究乳制品肽类、肠道菌群与个体代谢特征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将为揭示其在健康与疾病中的作用机制提供重要线索。

参考文献

Ghasemi F, Teymoori F, Roosta S, Jahromi MK, Farhadnejad H, Mirmiran P, Falahi E, Azizi F. Association between dairy-derived bioactive peptides and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Tehran Lipid and Glucose Study. J Nutr Biochem. 2026 Jan 3:110260. doi: 10.1016/j.jnutbio.2026.110260.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149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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