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意外之喜”到“临床突破”:司美格鲁肽的进化之路
早在1902年,科学家Starling等人就在吉拉毒蜥(Gila monster)的毒液中意外分离出一种神奇多肽——exendin-4。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来自毒液的分子竟与人体内的GLP-1高度相似,不仅能有效降低血糖,作用还异常持久!三十年后(1932年),La Barre在研究肠道分泌物时,首次将这类能“唤醒胰岛素”的物质命名为“肠促胰素”[1,2]。1964年,研究者首次观察到一个关键现象:口服葡萄糖所激发的胰岛素分泌显著强于静脉输注同等剂量葡萄糖所产生的反应,随着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的发现,这一现象被正式命名为“肠促胰素效应”[2,3]。
此后,研究不断深入。1987年,第二种肠促胰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被成功鉴定[3-5]。相较于GIP,GLP-1在促进胰岛素分泌和降低餐后血糖峰值方面表现出更强的效能。生理学研究表明,GLP-1主要由远端回肠和结肠的L细胞在进食后数分钟内迅速分泌,并以严格的葡萄糖浓度依赖方式调控胰岛素释放——仅在血糖升高时激活胰岛β细胞,从而有效降糖的同时显著降低低血糖风险[6,7]。
2005年,全球首款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艾塞那肽(exenatide)在美国获批上市,标志着糖尿病治疗正式迈入精准调控的新纪元。然而,艾塞那肽源自吉拉毒蜥毒液中的exendin-4,与人源GLP-1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仅为53%,存在一定的免疫原性风险。这一局限在2009年迎来突破:利拉鲁肽作为首个人源性GLP-1类似物成功上市。它与天然人GLP-1的结构同源性高达97%,并通过在第26位赖氨酸上添加脂肪酸侧链进行巧妙修饰,显著延长了血浆半衰期。此后十余年间,GLP-1RA家族持续迭代升级[3]。
2017年,划时代的超长效GLP-1RA——司美格鲁肽经FDA获批上市,不仅将给药频率进一步优化至每周一次,更凭借其卓越的多重获益重塑了T2DM的治疗格局。随后其剂型也不断拓展:口服制剂(司美格鲁肽片)和更高剂量的减重适应症(司美格鲁肽2.4mg)也已获批,真正实现了“一药多用、全程管理”。
二、从“直接降糖”到“精准制导”,司美格鲁肽可智能控糖
司美格鲁肽作为一种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通过选择性结合并激活广泛分布于胰腺、胃肠道、下丘脑、肝脏、骨骼肌及心血管系统等多个组织的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GLP-1R),发挥多重代谢调节作用。其效应具有葡萄糖浓度依赖性——仅血糖水平升高时,它才会促进胰岛素释放;若血糖处于正常或偏低状态,其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作用便会减弱甚至停止,兼顾疗效与安全性。
近年来,全球多中心大型III期临床试验SUSTAIN系列研究(包括 SUSTAIN 1、2、3、4、5、7、8 和10)系统评估了司美格鲁肽在T2DM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该系列研究共纳入超过11 000例T2DM 患者,其中包括605例中国患者,为司美格鲁肽在中国人群中的应用提供了高质量循证依据[8–13]。其中,SUSTAIN 7[10]研究结果显示,在为期40周的治疗中,与度拉糖肽相比,司美格鲁肽注射液(1.0 mg每周一次)使HbA1c平均降低显著,可达1.8%,空腹血糖降幅更大,且7点自我监测血糖谱的整体下降幅度更明显;HbA1c达标率(<7.0%)更高,达79%。更重要的是,无论采用高剂量还是标准剂量,每周一次给药的司美格鲁肽均能实现全天血糖的平稳控制,其24小时血糖波动显著低于度拉糖肽,展现出更优的血糖稳定性与综合代谢获益。
SUSTAIN China[13]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T2DM人群中,司美格鲁肽可显著降低HbA1c水平达1.8%,HbA1c的达标率高达86.1%,且低血糖发生率极低。进一步研究分析显示,司美格鲁肽能显著改善T2DM患者的胰岛功能,无论患者是高基线HbA1c还是接近于7%,在治疗过程中,司美格鲁肽均可以提高2型糖尿病患者的β细胞反应水平,按需降低HbA1c,使其降至7%以内。
此外,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安全性分析表明,司美格鲁肽在≥75岁人群中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与年轻患者相当,严重低血糖事件发生率仅为0.3%/年,这一数据为其在特殊人群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14]。值得注意的是,司美格鲁肽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多发生于治疗初期,通过”剂量起始、缓慢滴定”的用药策略可使耐受性显著提升,患者坚持治疗1年比例超过80%[15]。
三、从“单纯控糖”到“心肾获益”,司美格鲁肽助力T2DM患者综合管理
从“单纯控糖”迈向“多维获益”,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的价值已远超降糖本身。但临床证据表明,这种心肾获益并非所有GLP-1RA共有——仅与人源GLP-1高度同源的药物(如司美格鲁肽)被证实可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而基于exenatide结构的GLP-1RA则未显示出类似获益。
这一差异的背后,可能与其分子结构密切相关。司美格鲁肽的设计以天然人GLP-1为模板:将第8位丙氨酸替换为α-氨基丁酸,第34位赖氨酸替换为精氨酸,并在第26位赖氨酸通过间隔基连接C18脂肪二酸侧链。这些修饰使其与人GLP-1的同源性高达94%,不仅显著增强了对二肽基肽酶-4(DPP-4)降解的抵抗力,大幅延长半衰期,更重要的是完整保留了GLP-1中关键的28–36位酰胺化肽段(该区域被认为参与介导非经典、非GLP-1受体依赖的生物学效应,在心肌和肾脏组织中发挥直接保护作用,),实现了独立于降糖效应的心肾获益[16–19]。
对此,《Diabetes》发表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该研究在糖尿病db/db小鼠模型中,系统比较了完整GLP-1(7-37 Mut8)及其两种GLP-1衍生肽段——GLP-1(9-37)和GLP-1(28-37)在代谢、肾脏及心脏方面的生物学效应。结果显示,仅GLP-1(7-37 Mut8)显著改善了葡萄糖代谢,而两种切割产物对血糖控制无明显作用。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缺乏降糖活性,所有三种GLP-1相关构建体均表现出显著的肾脏保护效应:不仅减轻了肾间质和肾小管损伤,还下调了肾小管损伤标志物的表达,并有效抑制了巨噬细胞与T细胞在肾脏中的浸润。这种器官保护作用伴随全身性免疫调节特征,在急性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中亦观察到类似现象,提示GLP-1的切割产物可能通过非经典、非受体依赖的通路介导心肾保护[20]。
这一多重获益已在多项大型心血管及肾脏结局研究中得到证实。SUSTAIN 6 研究[21]是一项在T2DM患者中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主要评估司美格鲁肽对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包括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和非致死性卒中)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标准治疗基础上,与安慰剂相比,司美格鲁肽可显著降低MACE风险达26%。进一步分析表明,非致死性卒中风险降低39%,是驱动整体心血管获益的主要组分。此外,该研究还观察到司美格鲁肽可降低肾脏复合终点事件(如新发大量蛋白尿、血清肌酐倍增、终末期肾病或肾病相关死亡),有效延缓T2DM患者肾病的发生与进展。
随后,FLOW研究[22]作为全球首个以肾脏结局为主要终点的GLP-1RA肾脏结局试验(KOT),进一步验证了司美格鲁肽的心肾保护作用。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相比,司美格鲁肽可显著降低重大肾脏疾病事件风险24%。该获益由多个组分共同驱动,其中首发肾脏特异性事件(如终末期肾病、持续性肾功能显著下降等)风险显著降低21%。此外,在确证性次要终点中,司美格鲁肽还显著延缓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并同步降低MACE及全因死亡风险,全面印证其在心-肾-代谢轴上的综合保护价值。基于这些证据,司美格鲁肽已从单纯的降糖药物,跃升为心-肾-代谢(CKM)的关键治疗选择。
基于此,最新的三大国内外权威指南——《国际糖尿病联盟全球2型糖尿病临床实践指南》[23]、《美国糖尿病协会糖尿病医学诊疗标准》[24]、《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5]高度协同,一致认同将GLP-1RA列为具有心肾保护证据的关键治疗药物。
结语
如今,司美格鲁肽等GLP-1RA不仅被国内外权威指南(如ADA、IDF、CDS)推荐为一线或优选治疗药物,更已拓展出口服制剂(司美格鲁肽片)和高剂量减重适应症(2.4 mg),真正实现“一药多用、全程管理”的临床价值。其成功标志着糖尿病治疗全面迈入一个精准、高效、长效,并兼具心、肾、代谢多重获益的新时代。
尽管当前双受体、三受体激动剂等新型多靶点药物不断涌现,但多数尚缺乏大规模心血管及肾脏结局研究(CVOT/KOT)的长期循证支持。相比之下,司美格鲁肽凭借扎实的疗效证据、明确的心肾保护作用和良好的安全性,依然是现代慢病综合管理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石家庄市裕华区东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医师、全科主任
2010年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曾于河北省人民医院参加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河北省基层卫生协会糖尿病与肥胖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河北省基层协会肿瘤分会委员,河北省基层卫生协会慢病管理委员委员
河北省脑心同治学会委员
擅长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及急危重症的管理,能熟练使用呼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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