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及生活方式改变，糖尿病患病率持续攀升，基层医疗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有限资源下提升筛查能力、规范诊疗路径并实现长期随访，成为全球共同议题。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025版《2型糖尿病全球临床实践指南》与《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的更新，为基层糖尿病管理提供了循证依据与实践方向。其中，二甲双胍作为贯穿2型糖尿病（T2DM）全程管理的基础用药，受到两部指南的共同推荐。本刊特邀IDF 2027大会主席Jonathan Shaw教授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张俊清教授，围绕“基层糖尿病管理：国际视角与中国模式的探索与整合”展开深度解读，为优化基层糖尿病管理提供权威指引。

重心下移：基层为何成为糖尿病管理的主战场

全球范围内，基层医疗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然而，Jonathan Shaw教授指出，当前医疗体系长期超负荷运转，资源往往优先投向急性期救治，致使糖尿病等慢性病在服务体系中被置于次要位置。这种结构性的资源失衡，严重制约了持续、规范的慢病体系建立。因此，将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真正融入基层医疗的主轴，已成为一项国际性挑战。在此背景下，IDF发布的T2DM指南呈现出鲜明特色，首次依据资源可及性将治疗策略划分为“最佳管理”与“基本管理”两个层级[1]。这一“分层照护”模式，既纳入最新循证证据，也兼顾不同地区资源与患者支付能力的差异，旨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公平、可及的糖尿病照护。

张俊清教授进一步强调，基层是中国糖尿病防控的前线。尽管我国已明确将管理重心下沉，并构建起分级诊疗体系作为支撑，但基层仍面临服务能力不足与患者基数庞大的双重压力。如何在高负荷下实现精细化、规范化的持续管理，是当前基层防控面临的核心挑战。未来需依托现有制度，不断强化基层能力，完善上下联动、分工协作的管理格局，持续推动基层糖尿病防控向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前移防线：构建基层糖尿病早筛、早诊与规范管理的系统路径

在全球糖尿病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将防控关口前移、推动基层早筛早诊已成为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任务。Jonathan Shaw教授指出，构建高质量糖尿病筛查体系需要系统设计与临床实践协同推进。筛查并非临时行动，而应提前规划路径、评估资源并建立结构化流程。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集中筛查或机会性筛查，关键是具备清晰的组织架构与标准化流程。具体实施中，应首先使用非侵入性风险评估工具，综合年龄、体重、家族史等变量识别高危人群，再对其安排空腹血糖、随机血糖或HbA1c等实验室检测。只要流程清晰、人员培训到位，筛查体系即可稳定运行。Jonathan Shaw教授还强调，高质量筛查必须依靠多学科协作，仅靠单一医生难以实现可持续实施。

张俊清教授进一步提出，基层工作的重点不仅在于“筛”，更在于“诊”与“管”。我国海南等地的区域性普查及依托老年体检的血糖监测，已显著提升高危人群发现率。然而，部分血糖异常者未能及时获知诊断，也未被纳入规范管理。张教授指出，“早诊断”比筛查更具公共卫生意义，只有明确诊断才能提高患者知晓率并启动规范治疗。科技赋能在此过程中尤为重要。通过建立标准化“数字标签”机制，可实现高危人群和确诊患者的动态标识与管理。信息化系统能够帮助基层医生快速识别重点人群，及时安排随访与干预，从而提升诊疗能力，推动糖尿病管理走向标准化与精细化。

行为改变：推动生活方式干预真正落地

生活方式干预对糖尿病预防与管理至关重要，但如何促进行为改变并长期维持仍是全球医疗体系面临的共同挑战。Jonathan Shaw教授指出，理解行为改变需兼顾个体与社会两个维度。在个体层面，大庆研究[2]和芬兰糖尿病预防研究[3]均证实，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可有效延缓高危人群糖尿病发生。然而，改变并非易事，需要多学科团队协作，深入理解患者的真实生活情境——他们常处于高压、多任务状态，健康行为难以优先。因此，传递健康信息应突出其“益处”与“便利性”，设定可行、分阶段的目标，避免因标准过高而挫伤积极性。即便步数未达“一万步”或理想体重，也应视其为迈向健康的重要一步。在社会层面，随处可见的不健康食品广告、普遍的久坐习惯等外部环境，往往比医生的建议更容易影响我们的行为。因此，必须通过政策与环境塑造，使健康选择成为最便捷、最经济的选项，构建支持性的食物与运动生态。

张俊清教授介绍，在中国糖尿病管理实践中，生活方式改善同样居于核心。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于2016年首创“互联网+”糖尿病共同照护模式，融合院内多学科团队与院外长期支持。院内由医护、营养、运动等专家提供系统教育；院外借助APP、人工智能与可穿戴设备实现饮食、运动和血糖的实时监测，并由线上照护师持续督导，使行为改变融入日常生活。该模式同时强化用药依从性与规律随访。9年真实世界数据表明，规律的血糖监测、定期随访及APP高参与度，与血糖控制改善显著相关。这种院内外协同、技术驱动的连续管理，显著提升了患者依从性，让生活方式干预从口头建议转化为可持续行动，也为糖尿病精细化防控提供了可推广的新路径。

力证不凡：二甲双胍在基层治疗中的基石地位

在全球糖尿病管理策略持续演进的背景下，二甲双胍的基础地位始终稳固。Jonathan Shaw教授指出，IDF与其他国际指南在推荐顺序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对证据权重、药物可及性与成本的综合考量。虽然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保护证据突出，但二甲双胍的循证根基依然坚实。UKPDS研究长达42年的随访数据显示，与常规治疗相比，二甲双胍治疗显著降低T2DM患者的心肌梗死风险31%和全因死亡风险20%，且此获益长期持续存在[4]。加之其长期应用安全性良好、对体重影响中性、低血糖风险低，以及极高的经济可及性，使二甲双胍在全球，尤其是资源有限国家乃至部分高收入地区，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公共卫生价值。在治疗策略上，Shaw教授强调，以二甲双胍作为起始治疗合理且必要，但不应止步于此。IDF指南在强调控糖达标的同时，也注重心肾保护。对于有心肾并发症或相关危险因素的患者，应在二甲双胍基础上早期联合SGLT2抑制剂或GLP-1受体激动剂，以协同改善临床结局。尽管如此，凭借其在血糖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成熟的安全性及优异的成本效益，二甲双胍依然是糖尿病全程管理的基石药物。

在中国基层实践中，其价值进一步凸显。张俊清教授介绍的“共同照护”模式，通过信息化与大数据实现了院内外管理的标准化与连续性，已覆盖全国26个城市300余家医疗机构，使各级机构的HbA1c达标率均超过65%。智能决策系统为基层医生提供了清晰的用药指导路径。实践数据显示，实施共同照护半年后，二甲双胍使用率由全国平均40%提升至80%以上，有力印证了其在规范化治疗中的基础地位。

综上，作为拥有悠久应用历史的经典药物，二甲双胍在疗效、安全性及经济可及性等方面均经受住了广泛验证。鉴于多数患者需要联合治疗，二甲双胍仍是T2DM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与首选用药之一。

结语

全球循证医学与中国基层实践均表明，基层是糖尿病防控的核心环节。在慢病管理资源相对薄弱的背景下，IDF的“分层照护”理念与我国分级诊疗及数字化共同照护模式互为补充，为构建可及、连续且规范的基层管理体系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加强早筛、风险分层、行为干预与规范治疗，基层糖尿病服务能力获得系统性提升。其中，二甲双胍凭借其安全、有效、经济的特点，持续作为治疗基石，为基层糖尿病管理的标准化与可持续性提供关键支持。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 IDF Global Clinical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Managing Type 2 Diabetes – 2025. https://idf.org/t2d-cpr-2025.=-2025

2. Pan XR, et al. Diabetes Care. 1997; 20(4): 537-544.

3. Lindström J, et al. Diabetes Care. 2003; 26(12): 3230-3236.

4. Adler AI, et al. Lancet. 2024; 404(10448): 14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