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糖尿病

数小时后揭晓!2026诺奖猜想:从哥本哈根到斯德哥尔摩?GLP-1发现者Jens Juul Holst的EASD获奖报告与深度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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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根据诺贝尔奖官方公布计划,202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于北京时间10月5日最早下午17:30揭晓,是今年诺奖公布周的首个奖项;随后物理学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将陆续公布。随着揭晓进入数小时倒计时,“GLP-1能否走向斯德哥尔摩”成为全球医学界热议的焦点。过去十余年,胰高糖素样肽-1(GLP-1)从实验室中的肠道激素研究,发展为改变糖尿病与肥胖治疗格局的划时代靶点;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GLP-1类药物不仅显著降糖、减重,还在心血管保护、肾脏保护、抗炎及多系统代谢调控中展现出广泛潜力。在此背景下,GLP-1发现者、丹麦哥本哈根大学Jens Juul Holst教授被广泛视为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热门人选之一。

就在米兰刚刚落幕不久的第62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EASD2026)上,Holst教授获第二届EASD全球糖尿病影响奖,并作“GLP-1受体激动剂的未来”获奖报告,随后接受《国际糖尿病》“遇见EASD 每日精粹”直播间专访。本文整理其获奖报告与深度专访,回顾GLP-1从实验室到临床、从降糖到心肾代谢保护的关键历程,并直面未来可及性、副作用与治疗挑战。诺奖是否加冕尚待揭晓,但GLP-1的故事无疑已进入新阶段。

PART.1

直播间专访

GLP-1从实验室到临床,下一步在哪里?

《国际糖尿病》 您到访中国已超过10次,请简要介绍自己,并回顾哪些关键发现真正推动GLP-1研究从实验室走向临床?

Jens Juul Holst教授:我是Jens Juul Holst,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GLP-1的临床应用源于我们与德国Michael Nauck教授的合作研究。我们在糖尿病患者中输注GLP-1,结果即使患者已住院接受胰岛素治疗,血糖仍可正常化。这表明,GLP-1可能成为糖尿病治疗方案。此前该领域预期不高,因为普遍认为2型糖尿病患者β细胞衰竭,对任何刺激均无应答,肠促胰素效应已丧失;我们也曾证明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在糖尿病患者中无效。因此,GLP-1有效是重大惊喜,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发现。

《国际糖尿病》 基础研究发现转化为临床实践往往需要时间和努力。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看GIP、胰淀素类似物和PYY等方向?

Jens Juul Holst教授:一个重要方面是GLP-1对食欲和食物摄入的影响。肠道中存在影响食欲和食物摄入的因子;胆囊收缩素1973年已在小鼠中被证明具有该作用,但在人体中效果不佳。我们随后研究GLP-1对人体食物摄入和饱腹感的影响,问题立即显现:皮下注射GLP-1剂量越高,副作用越多,受试者最终出现呕吐和严重恶心;同时,剂量越高,对食物摄入的抑制越强。因此,疗效与副作用之间的权衡至今仍是难题。

关于GIP,我在本届EASD年会主持了“GIP:不再被忽视”专题。现有数据提示,加入GIP可能改善副作用,使GLP-1能够以更高剂量应用,这可能是关键区分因素。尽管存在技术差异和偏向性差异,相关研究正在大量开展;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这是否为真正解释,但这些知识空白可能限制未来基于GIP疗法的指导和应用。若加入GIP活性可改善副作用,未来值得考虑。

此外,我更倾向于选择其他添加成分。胰淀素类似物已有较好数据:一项研究[1]显示,在糖尿病患者中,替尔泊肽与胰淀素类似物联用使缓解率达到77%,但副作用也较多,持续时间问题仍需应对。我也希望未来研究另一种肠道激素PYY。理论上PYY对食物摄入和肥胖应有良好效果,但尚未明确实现路径。

《国际糖尿病》 GLP-1受体激动剂正在糖尿病和肥胖之外的领域进行研究,包括心血管、肾脏疾病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等。您如何看待这种扩展?这些是GLP-1生物学的自然拓展,还是我们开始揭示这一激素系统更广泛的作用?

Jens Juul Holst教授:GLP-1影响如此深远,确实出乎意料。自2005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研究其对心脏的作用。一个较长的研究脉络建立在代谢产物GLP-1(9-36)对心脏具有特异性作用之上,但大量研究可重复性不高。2015年或2016年终于证明其在这种情况下有效,出乎意料,也是极好局面。EMPA-REG、FLOW等研究以及间接研究中的改善,对所有人都是惊喜。该结果已高度可重复,因此毫无疑问。

这可能反映两方面。其一,GLP-1的靶点包括血管系统,而血管是肺、心脏、肾脏、肝脏和大脑的共同基础。若对血管病变产生有益作用,如2型糖尿病和部分肥胖患者中所见,则可预期GLP-1具有良好作用。其二,炎症。我虽非免疫学家,但与免疫学家合作研究该方向,认为很有前景。进食后GLP-1分泌,邻近的肠道上皮内淋巴细胞表达大量GLP-1受体,进食可立即激活该系统。这可能是进入免疫系统的切入点。因此,GLP-1激活胃肠道系统时也激活免疫系统,具有合理性。

《国际糖尿病》 您认为这种巨大潜力未来如何转化为临床实践?本届EASD年会有哪些主题最吸引您?未来还有哪些未满足需求或空白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

Jens Juul Holst教授:它已在转化,GLP-1治疗的临床结果可证明这一点。该疗法对循环炎症标志物的影响具有说服力。我是一名医学博士,也关注临床方向,但多年来持续参加基础科学会议。EASD通常重视基础科学,是建立从基础科学到临床转化交流的平台。我自1973年首次参加EASD,长期参会,收获颇丰。

PART.2

获奖报告

GLP-1受体激动剂的未来

在获奖报告中,Holst教授并未将GLP-1局限于单一降糖靶点,而是将其置于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及多系统生物学框架中,依次讨论中枢食欲调控、胃旁路手术机制、长效药物研发、心肾保护、炎症、肝脏、癌症及可及性等议题。以下按报告脉络分述。

01

从心肾代谢综合征

到GLP-1的多系统作用

Holst教授首先回到CKM综合征这一临床图景。游离脂肪酸及来自不同炎症组织的细胞因子可影响肝脏、心脏、肾脏、胰腺及其他组织,造成广泛病理后果[2]。其核心问题是:GLP-1的作用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应这些病理环节?已知GLP-1的作用位点分布于血管、心脏、肾脏、胰腺、胃肠道、免疫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3],其中体重与食欲调控是理解临床获益的重要入口。

1998年Holst团队的安慰剂对照、随机、盲法、交叉研究显示,在体重正常的年轻健康男性受试者中,输注GLP-1后,固定热量早餐后的饥饿感降低、饱腹感和饱胀感增强,并报告预期食物摄入量更低,随意午餐期间的自发热量摄入相较生理盐水输注期间减少12%[4]。更重要的是,该效应呈剂量依赖性:输入人体的GLP-1越多,进食越少[5]。这为后续GLP-1受体激动剂的减重效应奠定了基础。

02

食欲调控与中枢机制:

从迷走传入到奖赏回路

GLP-1如何抑制食物摄入?Holst教授指出,胃排空作用不可能居主要地位,关于食物的某些作用亦非主要效应。他尤其强调与感觉性迷走传入神经的相互作用。双重染色显示DPP-4阳性毛细血管与含GLP-1的L细胞相邻排列[6]。天然GLP-1被DPP-4切除两个氨基酸后失活,静脉内半衰期仅1~2分钟,肾脏亦以极高清除率清除(1.3 L/min)。循环中肽浓度极低,分泌的GLP-1中仅10%~15%能以完整形式到达胰腺,因此GLP-1几乎只能通过与感觉传入神经元相互作用来发挥作用,再向孤束核发出信号[7]。

研究显示,肠壁神经节中存在GLP-1受体[8],配体结合实验亦证实这一点。中枢方面,注射放射性GLP-1可到达穹窿下器官和最后区[9];最后区不仅接收信号,还表达GLP-1受体。注射GLP-1后,孤束核和最后区cFos激活,下丘脑室旁核激活、弓状核抑制,杏仁核亦显示cFos激活。

Holst教授引用今年5月Nature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强调GLP-1不仅影响代谢稳态脑核团,还可通过中央杏仁核通路减少伏隔核多巴胺释放,从而抑制享乐性进食[10]。他认为,这解释了GLP-1为何不仅降低“饥饿”,也削弱食物奖赏。

03

内源性GLP-1与PYY:

胃旁路手术的启示

中枢与外周机制之外,胃旁路手术为内源性肠道激素作用提供了独特的人体模型。胃旁路手术(RYGB)后,患者GLP-1和PYY分泌显著增加[11]。Holst团队假设:要增加RYGB后的食物摄入,必须同时抑制GLP-1和PYY。他们用Exendin 9-39阻断GLP-1受体,用DPP-4抑制剂阻断PYY 1-36向活性PYY 3-36转化。结果显示,单独阻断任一路径对食物摄入影响有限,但联合阻断使食物摄入增加20%[12]。这被认为是内源性GLP-1和PYY在人体中作用最可靠的例证之一。

04

从天然肽到长效药物:

疗效与心血管保护

在阐明内源性激素作用后,治疗转化的瓶颈在于天然肽半衰期极短。天然GLP-1被DPP-4快速降解,半衰期仅1~2分钟,肾脏清除率很高,难以治疗性使用。脂肪酸修饰解决了这一问题: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通过脂肪酸侧链延长半衰期。Holst教授强调,这些分子分别于2021年和2023年获批,因此当前许多综述不加区分地纳入早期效力较弱且设计差异较大的GLP-1受体激动剂,实际上并无用处。

疗效方面,SURPASS 2研究中,替尔泊肽使超过一半糖尿病患者HbA1c降至5.7%以下[13]。SUSTAIN 6中,司美格鲁肽降低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风险26%[14]。Holst教授引用了Michael Nauck等人今年发表的综述,对GLP-1受体激动剂的心血管结局试验进行荟萃分析[15],提示不同制剂之间存在差异,他指出混在一起分析会造成混乱。心衰方面,近期研究显示,肥胖相关心衰患者起始司美格鲁肽或替尔泊肽后,住院或全因死亡风险降低超过40%,两者无差异[16]。2015年EMPA-REG公布时,Holst教授在斯德哥尔摩现场,称那是“一生中最轰动的时刻之一”。近期真实世界研究则显示,GLP-1受体激动剂与SGLT2抑制剂的心血管获益大致相当[17]。

05

肾脏、炎症、肝脏、癌症

与WHO推荐

除血糖与体重外,GLP-1受体激动剂的获益已延伸至肾脏、炎症、肝脏及肿瘤风险等领域。FLOW试验入组3500余例受试者,随访3~4年,司美格鲁肽使复合肾脏结局降低24%;eGFR斜率分析显示治疗组下降更慢[18]。SGLT2抑制剂与GLP-1受体激动剂提供不同的心肾保护:前者减少肾小球高滤过,后者通过抗炎作用降低白蛋白尿和心血管风险;两者联合可能进一步增强肾脏保护[19]。

抗炎方面,荟萃分析显示C反应蛋白(CRP)、脂联素、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IL-1β等标志物一致改善[20]。司美格鲁肽对高敏CRP(hsCRP)的剂量反应研究[21]被Holst教授称为“最喜欢的结果之一”。体重方面,STEP试验显示司美格鲁肽显著减重;SELECT试验在17 609例受试者中随访40个月,MACE风险降低20%[22]。SURMOUNT 1延伸研究显示,替尔泊肽降低2型糖尿病发生风险达94%[23]。睡眠呼吸暂停研究中,替尔泊肽降低全因死亡率49%[24]。肝脏方面,替尔泊肽和司美格鲁肽均显示MASH缓解且纤维化无恶化[25,26]。癌症方面,大型研究显示13种肥胖相关癌症中10种风险降低[27]。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推荐GLP-1类药物用于肥胖长期治疗,并将其列入基本药物清单。

06

副作用、停药与可及性:

未来挑战

尽管证据不断扩展,GLP-1治疗仍面临安全性、停药反弹与可及性等现实挑战。胃肠道副作用随剂量增加而增加,恶心、呕吐几乎不可避免。但Nature 2024年研究提示,孤束核GLP-1受体神经元可在不引起厌恶的情况下触发饱腹感,而激活后区GLP-1受体神经元则触发强烈厌恶并伴随食物摄入减少[28]。这为设计“去副作用”药物提供了理论可能,但目前尚未实现。

其他副作用方面,Holst教授批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关于GLP-1受体激动剂[29]的副作用图缺乏严谨性:过敏、胰腺炎、胆石症、肾损伤、自杀、肿瘤、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恶化等严重不良反应并列呈现,而多数证据弱或不确定。胆石症和反流有小幅增加,其他严重事件罕见[30]。瘦体重问题在按体重校正后,可能并不比单纯减重更差[31]。真正的问题是停药:停药率高,再启动率也高,体重反弹以脂肪为主,代谢紊乱复发,体重反复升降(溜溜球效应)可能有害。有效维持治疗困难,改善饮食和活动习惯仍是最佳方式。

可及性方面,司美格鲁肽专利到期后,加拿大、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地大量生产,印度价格已低至每月8美元。Holst教授认为,原则上问题正在解决,多种GLP-1受体激动剂将可用。但他也警告:患者与使用者不会接受过多限制和约束。美国已有人从非法渠道大量购买未获批的retatrutide。全球人口对这些药物的巨大需求,将迫使立法和供应体系作出回应。

结语

从发现GLP-1到改变糖尿病与肥胖治疗,Holst教授的工作展示了生理学如何重塑临床。采访与报告既肯定GLP-1受体激动剂在降糖、减重、心肾保护和抗炎中的价值,也直面胃肠道副作用、停药反弹、可及性与价格等挑战。无论诺奖是否加冕,GLP-1故事已进入新阶段:更便宜、更可及、更精准的未来,需要科学、政策与患者需求共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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