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第61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EASD 2025）上，多项突破性研究为2型糖尿病（T2DM）的精准防治带来新洞见。《国际糖尿病》特邀北京朝阳医院王广教授，对其中三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遗传易感与环境因素在T2DM流行中的交互作用（LBA 02）、抑郁症共病对T2DM患者预后的影响（LBA 03），以及固定剂量复方制剂（FDC）在心肾风险管理中的优势（LBA 31）进行深度点评。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T2DM发病机制的新维度，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循证依据与治疗新思路。
LBA 02
T2DM遗传易感性影响的时间演变：HUNT研究（1984~2019年）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impact of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type 2 diabetes: the HUNT study 1984-2019
背景与目的
近几十年来，T2DM患病率急剧上升。本研究旨在探讨T2DM的遗传易感性在这一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挪威基于人群的HUNT研究数据，纳入1984~1986年至2017~2019年间四次调查中20~79岁参与者的信息。糖尿病诊断依据包括自我报告，以及非空腹血糖或HbA1c检测结果。
研究使用包含超过110万个基因变异的T2DM多基因评分（PGS）评估遗传易感性；通过广义估计方程计算各时间点PGS最高十分位组与最低十分位组的糖尿病患病率，允许时间、PGS分类与20岁年龄组之间存在三因素交互作用。
为探索潜在机制，研究进一步开展亚组分析：1）按PGS分组分析糖尿病发病率；2）按糖尿病状态分析10年死亡率；3）使用PGS（基于与T2DM发病相关的不同病理生理通路基因变异集群构建）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86 194例个体的198 312次观测数据。结果显示：1984~1986年至2017~2019年间，PGS最高十分位数（高遗传风险）组的糖尿病患病率上升9.1个百分点（95%CI：8.0~10.1），PGS中间80%人群上升3.0个百分点（95%CI：2.7~3.2），最低十分位数（低遗传风险）组仅上升0.4个百分点（95%CI：0.1~0.7）。
在所有年龄组中，最高与最低遗传易感性人群之间的糖尿病患病率差异随时间推移而持续扩大。当使用与胰岛素抵抗、肥胖以及β细胞功能障碍相关的分段PGS进行分析时，同样观察到了这种差异扩大的趋势。即使额外使用实验室检测指标来定义高血糖，研究结果依然相似。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PGS最高十分位数的年轻参与者中，糖尿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且从1996~2006年到2007~2017年，糖尿病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
结论
本研究发现，T2DM遗传易感性最高与最低人群的患病率差距随时间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因于高遗传风险的年轻个体中发病率的增加。该结果提示，T2DM高遗传易感性人群可能更易受“致糖尿病环境”（如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等）影响，同时强调了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专家点评
王广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该研究成功地将遗传数据与长达30余年的流行病学趋势数据相结合，不仅证实了遗传因素在T2DM中的重要作用，更首次清晰地揭示了遗传易感性与环境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强。
研究的亮点在于引入了“时间”作为关键变量。它没有停留在“遗传风险高，患病风险也高”的静态描述上，而是动态地展示了遗传风险的影响如何随着年代而演变和放大。且该研究指出疾病负担的增长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具有高遗传易感性的人群中。这一发现深化了我们对糖尿病流行病学趋势的理解。
同时，该研究通过使用基于不同病理生理通路（胰岛素抵抗、肥胖、β细胞功能）的PGS进行分析，发现差异扩大的趋势普遍存在，这暗示了“致糖尿病环境”可能通过多种生物学途径对高遗传风险个体产生协同影响，增加了发现的可信度和深度。
研究的结论为“基因-环境”交互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更对未来糖尿病的精准防控提供方向：在改善整体环境的同时，对高遗传易感性的个体采取早期的预防措施，可能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LBA 03
抑郁症会增加T2DM患者的HbA1c检测频率及全因死亡风险
Depression increases both HbA1c testing frequency and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in type 2 diabetes
背景与目的
有效管理T2DM需定期、持续检测HbA1c。共病抑郁症是导致T2DM患者健康状况不佳及死亡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阐述抑郁症与T2DM不良结局的关联机制，但鲜有研究探讨共病抑郁症的T2DM患者在基层医疗中的疾病管理参与度有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全因死亡风险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研究从英国临床实践研究数据链Aurum数据库（CPRD Aurum）中筛选出T2DM患者，将血糖监测频率定义为诊断后每年的HbA1c检测次数。采用Conway-Maxwell-Poisson混合效应模型，检验既往抑郁症、新发抑郁症、抑郁症严重程度及共病情况与血糖监测频率的关联。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上述因素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70 225例T2DM患者，其中20.1%为既往抑郁症患者，6.1%为新发抑郁症患者。分析显示：年轻、男性、自我报告非“白人”族裔的患者，血糖监测频率更低；社会剥夺程度较高、患有既往抑郁症（发病率比值IRR=1.06，95%CI：1.05~1.07，P=6.5×10-11）、新发抑郁症（IRR=1.04，95%CI：1.03~1.05，P=5.5×10-11）及新发共病评分较高的患者，HbA1c检测频率更高。
在调整HbA1c检测频率后，既往抑郁症、新发抑郁症和复发性抑郁症均与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新发抑郁症HR=1.41，95%CI：1.37~1.45，P=3.7×10-97）。此外，在整个研究队列中，HbA1c检测频率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相关（HR=0.93，95%CI：0.92~0.94，P=3.60×10-82）。
结论
在T2DM患者中，确诊抑郁症的患者进行血糖监测的频率更高，却仍然面临着更高的死亡风险。这提示，基层医疗中的T2DM监测参与度并非导致该人群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共病抑郁症和T2DM患者的死亡率，有必要采取其他糖尿病管理策略，例如提高T2DM药物依从性、开展规范的抑郁症治疗。
专家点评
王广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该研究通过对大型保健数据库的分析，并通过构建监测频率模型及生存分析模型，解释了基层医疗中共病抑郁症与T2DM患者死亡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不仅关注抑郁症与不良结局的关联，更深入探讨了监测频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研究发现，虽然共病抑郁症患者监测血糖频率较多，但死亡率也更高。提示监测频率高可能反映了患者更复杂的病情。导致死亡风险增加的，可能是抑郁症本身或需要进一步改进的管理策略。同时该研究细化区分了既往抑郁、新发抑郁，并考虑了严重程度和共病情况，使得分析更具层次感和深度。
该研究明确指出当前基层糖尿病管理中的“盲点”，并提供了未来的改进路径。改善共病抑郁症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需要寻找血糖监测之外的干预策略。其研究设计和结论为改善抑郁症共病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了新的临床思路和证据。
LBA 31
固定剂量与非固定剂量联合抗糖尿病疗法对T2DM患者心肾风险的影响：一项全国性的比较效果研究
Fixed-dose vs loose-dose combination antidiabetic therapy and cardiorenal risk in type 2 diabetes: a nationwide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study
背景与目的
在T2DM的治疗中，联合疗法由于其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治疗目标，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固定剂量复方制剂（FDC）与未固定剂量联合制剂（LDC）的长期心肾疗效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评估与LDC相比，口服FDC是否与改善成年T2DM患者的心肾结局相关。次要目标是评估药物依从性在关联中的中介作用。
材料与方法
这是一项活性对照、新诊断、基于瑞典人口登记的队列研究。共纳入65 305例开始使用二甲双胍并随后添加非二甲双胍降糖药物的FDC或LDC的成人T2DM患者。采用不替换的倾向评分匹配来平衡两组的基线特征。匹配后共有27 766人进入队列。采用Cox回归进行结果分析。第一年的日覆盖比例（FDC）＞80%作为依从性的替代指标。
结果
心血管结局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0年，肾脏结局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8年。在匹配的队列中（平均年龄62岁，67%为男性），使用FDC的患者治疗依从性更高（68.6% vs. 46.5%）。与LDC治疗相比，FDC治疗与更低的心力衰竭发生率相关（HR=0.88，95%CI：0.79~0.99），其中治疗依从性在这一关联中起到了47%的中介作用。在≥65岁人群中，FDC与更低的心力衰竭的发生率相关（HR=0.79，95%CI：0.69~0.91）。随着对糖尿病病程的进一步匹配，或在ATC代码级别上对药物进行匹配，观察到的这种关联有所减弱。未发现使用FDC与其他结局之间存在关联（表1）。
表1. FDC治疗与T2DM患者心肾结局的关联分析
结论
在T2DM患者中，FDC治疗与心力衰竭发生率降低相关，尤其在老年人群中效果显著。其中，较高的药物依从性对这种关联贡献了约一半的力量。
专家点评
王广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在T2DM管理中，联合治疗是广泛应用的治疗方式。而FDC与LDC的选择是临床医生及患者面临的重要临床问题。该研究创新性地在大规模人群中系统比较了FDC与LDC对心肾硬终点的长期影响，并将中介分析融入到该研究领域，为FDC在T2DM患者心肾风险管理中的优势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证据。
该研究发现相对于LDC，FDC与降低心衰风险相关。同时深入探索了依从性是否中介了FDC与心肾风险的关联，更深层次的发现依从性解释了近一半（47%）的获益，是本研究的一大亮点。提示对于需要联合治疗（尤其是老年）的T2DM患者，选择FDC策略，不仅简化了治疗，更可能通过提升依从性来预防心衰住院风险。
该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证明了FDC有可能降低心衰风险，更在于量化了依从性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中介作用。为T2DM的优化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并为简化治疗以改善预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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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61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会（EASD 2025）上，多项突破性研究为2型糖尿病（T2DM）的精准防治带来新洞见。《国际糖尿病》特邀北京朝阳医院王广教授，对其中三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遗传易感与环境因素在T2DM流行中的交互作用（LBA 02）、抑郁症共病对T2DM患者预后的影响（LBA 03），以及固定剂量复方制剂（FDC）在心肾风险管理中的优势（LBA 31）进行深度点评。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T2DM发病机制的新维度，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循证依据与治疗新思路。
LBA 02
T2DM遗传易感性影响的时间演变：HUNT研究（1984~2019年）
Temporal changes in the impact of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type 2 diabetes: the HUNT study 1984-2019
背景与目的
近几十年来，T2DM患病率急剧上升。本研究旨在探讨T2DM的遗传易感性在这一增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的变化。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挪威基于人群的HUNT研究数据，纳入1984~1986年至2017~2019年间四次调查中20~79岁参与者的信息。糖尿病诊断依据包括自我报告，以及非空腹血糖或HbA1c检测结果。
研究使用包含超过110万个基因变异的T2DM多基因评分（PGS）评估遗传易感性；通过广义估计方程计算各时间点PGS最高十分位组与最低十分位组的糖尿病患病率，允许时间、PGS分类与20岁年龄组之间存在三因素交互作用。
为探索潜在机制，研究进一步开展亚组分析：1）按PGS分组分析糖尿病发病率；2）按糖尿病状态分析10年死亡率；3）使用PGS（基于与T2DM发病相关的不同病理生理通路基因变异集群构建）进行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86 194例个体的198 312次观测数据。结果显示：1984~1986年至2017~2019年间，PGS最高十分位数（高遗传风险）组的糖尿病患病率上升9.1个百分点（95%CI：8.0~10.1），PGS中间80%人群上升3.0个百分点（95%CI：2.7~3.2），最低十分位数（低遗传风险）组仅上升0.4个百分点（95%CI：0.1~0.7）。
在所有年龄组中，最高与最低遗传易感性人群之间的糖尿病患病率差异随时间推移而持续扩大。当使用与胰岛素抵抗、肥胖以及β细胞功能障碍相关的分段PGS进行分析时，同样观察到了这种差异扩大的趋势。即使额外使用实验室检测指标来定义高血糖，研究结果依然相似。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PGS最高十分位数的年轻参与者中，糖尿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且从1996~2006年到2007~2017年，糖尿病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
结论
本研究发现，T2DM遗传易感性最高与最低人群的患病率差距随时间不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因于高遗传风险的年轻个体中发病率的增加。该结果提示，T2DM高遗传易感性人群可能更易受“致糖尿病环境”（如不健康饮食、缺乏运动等）影响，同时强调了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专家点评
王广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该研究成功地将遗传数据与长达30余年的流行病学趋势数据相结合，不仅证实了遗传因素在T2DM中的重要作用，更首次清晰地揭示了遗传易感性与环境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强。
研究的亮点在于引入了“时间”作为关键变量。它没有停留在“遗传风险高，患病风险也高”的静态描述上，而是动态地展示了遗传风险的影响如何随着年代而演变和放大。且该研究指出疾病负担的增长并非均匀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具有高遗传易感性的人群中。这一发现深化了我们对糖尿病流行病学趋势的理解。
同时，该研究通过使用基于不同病理生理通路（胰岛素抵抗、肥胖、β细胞功能）的PGS进行分析，发现差异扩大的趋势普遍存在，这暗示了“致糖尿病环境”可能通过多种生物学途径对高遗传风险个体产生协同影响，增加了发现的可信度和深度。
研究的结论为“基因-环境”交互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更对未来糖尿病的精准防控提供方向：在改善整体环境的同时，对高遗传易感性的个体采取早期的预防措施，可能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发展。
LBA 03
抑郁症会增加T2DM患者的HbA1c检测频率及全因死亡风险
Depression increases both HbA1c testing frequency and risk of all-cause mortality in type 2 diabetes
背景与目的
有效管理T2DM需定期、持续检测HbA1c。共病抑郁症是导致T2DM患者健康状况不佳及死亡的重要因素。尽管已有研究阐述抑郁症与T2DM不良结局的关联机制，但鲜有研究探讨共病抑郁症的T2DM患者在基层医疗中的疾病管理参与度有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全因死亡风险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研究从英国临床实践研究数据链Aurum数据库（CPRD Aurum）中筛选出T2DM患者，将血糖监测频率定义为诊断后每年的HbA1c检测次数。采用Conway-Maxwell-Poisson混合效应模型，检验既往抑郁症、新发抑郁症、抑郁症严重程度及共病情况与血糖监测频率的关联。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上述因素与全因死亡风险的关联。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70 225例T2DM患者，其中20.1%为既往抑郁症患者，6.1%为新发抑郁症患者。分析显示：年轻、男性、自我报告非“白人”族裔的患者，血糖监测频率更低；社会剥夺程度较高、患有既往抑郁症（发病率比值IRR=1.06，95%CI：1.05~1.07，P=6.5×10-11）、新发抑郁症（IRR=1.04，95%CI：1.03~1.05，P=5.5×10-11）及新发共病评分较高的患者，HbA1c检测频率更高。
在调整HbA1c检测频率后，既往抑郁症、新发抑郁症和复发性抑郁症均与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相关（新发抑郁症HR=1.41，95%CI：1.37~1.45，P=3.7×10-97）。此外，在整个研究队列中，HbA1c检测频率增加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相关（HR=0.93，95%CI：0.92~0.94，P=3.60×10-82）。
结论
在T2DM患者中，确诊抑郁症的患者进行血糖监测的频率更高，却仍然面临着更高的死亡风险。这提示，基层医疗中的T2DM监测参与度并非导致该人群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了降低共病抑郁症和T2DM患者的死亡率，有必要采取其他糖尿病管理策略，例如提高T2DM药物依从性、开展规范的抑郁症治疗。
专家点评
王广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该研究通过对大型保健数据库的分析，并通过构建监测频率模型及生存分析模型，解释了基层医疗中共病抑郁症与T2DM患者死亡之间的关系。该研究不仅关注抑郁症与不良结局的关联，更深入探讨了监测频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研究发现，虽然共病抑郁症患者监测血糖频率较多，但死亡率也更高。提示监测频率高可能反映了患者更复杂的病情。导致死亡风险增加的，可能是抑郁症本身或需要进一步改进的管理策略。同时该研究细化区分了既往抑郁、新发抑郁，并考虑了严重程度和共病情况，使得分析更具层次感和深度。
该研究明确指出当前基层糖尿病管理中的“盲点”，并提供了未来的改进路径。改善共病抑郁症糖尿病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需要寻找血糖监测之外的干预策略。其研究设计和结论为改善抑郁症共病患者的临床管理提供了新的临床思路和证据。
LBA 31
固定剂量与非固定剂量联合抗糖尿病疗法对T2DM患者心肾风险的影响：一项全国性的比较效果研究
Fixed-dose vs loose-dose combination antidiabetic therapy and cardiorenal risk in type 2 diabetes: a nationwide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study
背景与目的
在T2DM的治疗中，联合疗法由于其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治疗目标，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固定剂量复方制剂（FDC）与未固定剂量联合制剂（LDC）的长期心肾疗效仍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评估与LDC相比，口服FDC是否与改善成年T2DM患者的心肾结局相关。次要目标是评估药物依从性在关联中的中介作用。
材料与方法
这是一项活性对照、新诊断、基于瑞典人口登记的队列研究。共纳入65 305例开始使用二甲双胍并随后添加非二甲双胍降糖药物的FDC或LDC的成人T2DM患者。采用不替换的倾向评分匹配来平衡两组的基线特征。匹配后共有27 766人进入队列。采用Cox回归进行结果分析。第一年的日覆盖比例（FDC）＞80%作为依从性的替代指标。
结果
心血管结局的中位随访时间为4.0年，肾脏结局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8年。在匹配的队列中（平均年龄62岁，67%为男性），使用FDC的患者治疗依从性更高（68.6% vs. 46.5%）。与LDC治疗相比，FDC治疗与更低的心力衰竭发生率相关（HR=0.88，95%CI：0.79~0.99），其中治疗依从性在这一关联中起到了47%的中介作用。在≥65岁人群中，FDC与更低的心力衰竭的发生率相关（HR=0.79，95%CI：0.69~0.91）。随着对糖尿病病程的进一步匹配，或在ATC代码级别上对药物进行匹配，观察到的这种关联有所减弱。未发现使用FDC与其他结局之间存在关联（表1）。
表1. FDC治疗与T2DM患者心肾结局的关联分析
结论
在T2DM患者中，FDC治疗与心力衰竭发生率降低相关，尤其在老年人群中效果显著。其中，较高的药物依从性对这种关联贡献了约一半的力量。
专家点评
王广 教授
北京朝阳医院
在T2DM管理中，联合治疗是广泛应用的治疗方式。而FDC与LDC的选择是临床医生及患者面临的重要临床问题。该研究创新性地在大规模人群中系统比较了FDC与LDC对心肾硬终点的长期影响，并将中介分析融入到该研究领域，为FDC在T2DM患者心肾风险管理中的优势提供了关键的理论证据。
该研究发现相对于LDC，FDC与降低心衰风险相关。同时深入探索了依从性是否中介了FDC与心肾风险的关联，更深层次的发现依从性解释了近一半（47%）的获益，是本研究的一大亮点。提示对于需要联合治疗（尤其是老年）的T2DM患者，选择FDC策略，不仅简化了治疗，更可能通过提升依从性来预防心衰住院风险。
该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证明了FDC有可能降低心衰风险，更在于量化了依从性在其中所起的核心中介作用。为T2DM的优化管理提供新的思路，并为简化治疗以改善预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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